关于叶灵凤对比亚兹莱书物的搜求和研究

关于叶灵凤对比亚兹莱书物的搜求和研究冠城大通招聘 早年的叶灵凤（1905—1975），以特立的美术实践的方式，放手“剥脱”下比亚兹莱的一副重要“面孔”，借其骸骨，取其情韵，创出一种玄奇而瑰丽的书籍装帧和插画艺术风格，并非没有他自己的影响——哪

早年的叶灵凤（1905—1975），以特立的美术实践的方式，放手“剥脱”下比亚兹莱的一副重要“面孔”，借其骸骨，取其情韵，创出一种玄奇而瑰丽的书籍装帧和插画艺术风格，并非没有他自己的影响——哪怕留过骂名，有过教训。他的后半生，汲汲于比氏艺术主题书物的搜求和研究，投注和耗费了不少的精力。他对比氏艺术的领略和借鉴，也许没有鲁迅那样深远，但探求艺术的执着精神，还是令人记取的——毕竟，他“已经尽力了”。

《萨伏伊》刊封 比亚兹莱

（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叶灵凤在他主编的文艺刊物《戈壁》（一九二八年五月）和《现代小说》（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上，发表了讥刺和贬损鲁迅的漫画和小说——两人的紧张关系，自此恶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鲁迅数度痛批叶灵凤模仿英国颓废文艺家比亚兹莱画风的拙劣，始终没有“宽恕”，而后者几乎无法招架，“隐名受骂”（叶语）而已。不过，叶灵凤对自己攻击鲁迅的孟浪行为，后来多有悔意，对“生吞”、“活剥”外国画家的风格，也有过自我批评，感到“脸红”。鲁迅去世前不久，他发表了《献给鲁迅先生》一文（原载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论语》第九十六期），回顾与鲁迅结怨的本末，立誓要“化干戈为玉帛”，编一部体现比氏艺术“真面目”的画集（按：关于比氏的中译名，鲁迅作“比亚兹莱”，后来成为通译，叶灵凤先曾从之，后另译“比亚斯莱”），呈现给“冤家”（叶语）：

我当年做“东方琵亚词侣”的时候，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只有一本近代丛书本的画集，但近年陆续搜买，却也买齐了英国出版的比氏早期作品集，晚期作品集，未收遗作集，都是八开本的巨册，此外更买了好几部传记，我希望率性让我生一场小病（鲁迅先生不是在病中又编好珂勒微支的版画集吗？），闭门两月，给比亚兹莱写一部评传，选他百十幅巨叶大画（三闲书屋肯代印当然更好），印几十部，印得漂漂亮亮。

叶灵凤（1905—1975）

一九三八年一月，叶灵凤离开了“孤岛”上海，赴广州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十月，定居香港，直至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病逝。伴随着后半生的工作和生活，他始终没有停止对比亚兹莱艺术专题书物的收集、阅读和研究，也没有放弃编写一部带传记的比氏画册的愿望——尽管最终还是壮志未酬。这些行迹，在新近出版的《叶灵凤日记（一九四三——一九六七）》（卢玮銮策划／笺、张咏梅注释，香港三联书店，二0二0年五月初版）（以下简称《叶灵凤日记》或《日记》）中，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记载和线索。

《叶灵凤日记》（上册）香港三联出版社版

《叶灵凤日记》记事，始于一九四三年九月，止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其间，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一年，全付阙如），有记事的年份，则详略不一，更不一定整年完备，但在整体上，已覆盖了叶氏后半生的大部分岁月。正如《日记》的特约编辑和参订者许迪铿所说，这部“大书”，“记事相对简单，相信也有一些事情有意隐略”，但 “已经有足够的讯息让我们可以从中探索作者之为文人、知识分子、编辑、藏书家、艺术鉴赏家……等各方面的社会意义”，检索《日记》内容，更见其作者，分明是一位不可救药的比亚兹莱艺术的追随者、解说者、宣扬者。

比亚兹莱

根据叶灵凤的自述，当年他在上海收藏的新、旧图书已逾万册，以西书为主，这在新文学作家中是不多见的。出走之际，他随身只从中带走了几册“关于书的书”。据《叶灵凤日记》所载，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他还盼望 “上海的存书果然一册不失”，而五月十九日，接到友人施蛰存的来信，告以曾在旧书摊上，发现其英文藏书流出，他开始担心 “上海的书虽然未丧失，至少已非完璧了”。一九四七年二月八日，有记： “（沈）颂芳转来（周）君尚来信，并附一信介绍托人调查沪上存书。此事日内当托（戴）望舒一办。”——后续寻访的情形和结果，他的《日记》未见端倪，文章倒是有交待的：一九五七年，他曾重返上海，逛过静安寺附近一家专卖外文的旧书店，触景生情， “想到自己存在上海失散得无影无踪的那一批藏书，满怀希望的急急走进去，在架上仔细搜寻了一遍，仍是空手走了出来”（叶灵凤《晚晴杂记·书店街之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他撰文追述牵挂自家藏书的心路： “在抗战期中，也曾时时想念到自己留在上海的这一批藏书，准备战事结束后就要赶回上海去整理。不料后来得到消息，说在沦陷期间就已经失散了，因此意冷心灰，连回去看看的兴致都设有了。”（《晚晴杂记·我的藏书的长成》）——“希望”渐渐渺茫，终而破灭了。

叶灵凤自制藏书票

叶灵凤曾在他的日记中感叹： “自‘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以至香港的‘十二月八日’，我的一生最好的日子，都是消磨在日本侵略战争的阴影下。”（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四日）抗战结束后，他在香港的生活，趋于稳定。从一九四七年六月起，他长期担任《星岛日报》副刊《星座》、《香港史地》编辑，大量撰写读书随笔、文史掌故，并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养家糊口之余，以节省下来的稿费，逐步重建自己的图书专藏，主要涉及中外艺术、西洋文学、中土古籍、文物史志、风土民俗等领域。寻访和订购西书的店铺，则包括港九的别发书局、哈里（利）斯书店、智源书店、辰冲书店、实用书局（《日记》笺者，疑为香港图书公司）、南天书店、三联书店、基督教书店等。《日记》中，屡见他拿到薪水，转手就付出书款，或在这些书店赊购书物，又常为之入不敷出的记述。三十多年下来，据他自己估计，最终的藏书数量，接近万册（据罗孚《叶灵凤的后半生》），已复旧观。无疑，这些藏品，陪伴叶灵凤度过了后半个“为书籍的一生”，为他的阅读、笔耕生活提供了丰沛的知识储备和资讯支持。

（二）

搜求有关比氏艺术主题的书物、资料（对此主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下文关于《叶灵凤日记》中的书物摘引，主要限于狭义范围——即比氏本人及直接以其为研究、批评、叙述对象的作品），当是叶灵凤艺术收藏的一个重点，也是他研阅、编创比氏作品集的基本前提。

《舞女的报酬》比亚兹莱

这方面最早的一条日记，见诸一九五0年二月二十七日项下： “逛书店，见有新出版之《黄面志》选集，封面开本皆仿原式，拟购之”。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 “赴报馆取稿费，路过别发书店。前订之西蒙斯的《比亚斯莱小论》已来”，称其 “内容与现代丛书本之序文相仿佛”。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向冯(沛鎏）先生订购“比亚斯莱画册”。这个冯先生，是智源书局的主事者，为叶灵凤采办过不少进口书物。据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补记，八月十九日，叶氏曾 “订购重印的Beardsley画集两卷”。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订购 “一部新的《比亚斯莱评传》，是大型的，有三百余页，插图五百余幅”。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往实用书局， “无意中见有一册比亚斯莱的Under the Hill(按：叶译作《在山下》），这是他的小说断片。以前曾在邵洵美处见过，自己一直想买一册。今日所发现的一册，是巴黎印的一种版本，限定三千册，每册有号码，附有原来比亚斯莱为此书所作的插画，纸质印刷装帧皆甚好，大喜过望，立即买了下来”，这是一种比较珍贵的私印限定本。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记称， “前订购的两册比亚斯莱画集，已由冯先生送来”。当晚展阅，发现很多内容以前从未见过，称 “从前本有原印的大版一册(全共三册），在邵洵美处也见过两册。这些书现在都早已失散了。现在能购到这样的重印本（按：开本比原印本书缩小了约三分之一），已感到很满足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三十一日，均记有关在书店订购比亚斯莱传之事。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买《比亚斯莱的色情世界》[Stanford, D（1967） Aubrey BeardsIey‘s Erotic Universe．London：Four Square Books．］一册。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往书店取所订杂志”，“订购书数种，包括《比亚斯莱传》，季尔木刻作品等”。据《日记》注，比传，即Weintraub,S．（1968）Beardsley．London：W．H．Allen．］。当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经实用书店取书”，其中有前订 “魏氏的比亚斯莱传”，并记， “据书评介绍，新材料很多，颇注重他的私生活”。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收到实用书局关于所订《比亚斯莱》（伦敦比亚斯莱展览会特刊）缺货事的来信。一月二十九日，实用书局通知所订《比亚斯莱》［ Read，B．（1967）Aubrey Beardsley．New York：Bonaza Books．］到货，取回， “系一画册，文字部分甚少，共选了作品五百余幅，印得很好，内容甚精，许多以前未见过的作品都选入”。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日，实用书店通知，告以前述比亚斯莱展览会特刊重印本［Edited by Reade，B．and Dickinson，F．（1966）Aubrey Beardsley：Exhibition at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London：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到货， “因着中辉（叶灵凤之子）去取了来”。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记载，关于购藏的比亚斯莱画册， “几种较重要者可说都已齐备”。

（三）

前文胪列的只是《叶灵凤日记》中有关比氏主题书物的搜求、订购的情形，虽然比较零散，但还是能看出，他对照目标，一以贯之，孜孜访求的线索。《日记》中，另有一些他翻阅、赏鉴和评论这类书物，观察欧洲国家相关研究动向的记录，则体现了他构思、酝酿品评文章的编创过程，都值得关注。他曾在日记中，摘录过清人的一段联语—— “书似青山常乱叠”（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以“藏而能读”自得，却常发读不胜读的感概。他还写过一篇《今年的读书愿望》（见《晚晴杂记》），鼓励自己“要少写多读，或者多写多读”，不能“只写不读”。

《醇酒与妇人》叶灵凤

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有记： “枕上又读《一八九0》（即《一八九0年的英国文坛史话》，作者为Jackson，G．H．），这是关于世纪末的英国文坛记载，如王尔德和《黄面志》的一群人物。”八月中、下旬，又有六、七天，有阅读此书的记录，并称： “不知怎样，对于比亚斯莱的画，我始终觉得很喜欢”，而这本书里有关王尔德和比亚斯莱的两章“写得最生动”。不过，在八月二十八日读完这本书后，他却因没有看到《黄面志》一派人物的逸话，感到“大失所望”。

叶灵凤所著《北窗读书录》（按：据叶氏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的记录，该书由香港书局当年十一月初版，罗、陈所编叶氏读书随笔合集，以次年的再版本为底本），收入一组总题为——《郁达夫先生的〈黄面志〉和比亚斯莱》的书话文章，一共四篇，先前曾连续发表于《新晚报·下午茶座》副刊的《霜红室随笔》专栏。叶灵凤在日记中，有作文动因、过程的简记：据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所记，他读到《生活》画报有关英美艺坛再兴比亚兹莱之风的报道，心有戚戚焉，遂以《比亚斯莱的再流行》为题撰文，次日发表，简析 “这是一个新的颓废时代的开始，一个已经到了烂熟期的文化行准崩溃的预兆”，并对其影响表示乐观。隔日，又记云： “《纯文学》第一期有一篇评论郁达夫的（按：《日记》编注，指张秀亚《关于郁达夫》），说他是颓废派，并引易君左之言，今早写一短文，引郁氏介绍《黄面志》及王尔德、比亚斯莱事，指出如此未必一定是颓废派。”所称“短文”，即《郁达夫先生与〈黄面志〉》，特别提示“早年的我国新文艺爱好者能够有机会知道这个刊物和王尔德、比亚斯莱等人，乃是由于郁达夫先生的一篇介绍（按：指郁达夫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三、三十日《创造周报》上的《The Yellow Book及其他》），且为郁因此 “被人说成是浪漫颓废派作家”之不妥。其后的四月十日、十一日两天，则记读英国B．B．C．电台周刊《听众》所刊读者评论，并撰《王尔德与〈黄面志〉》一文，介绍王尔德与比氏等《黄面志》同人瓜葛原委的经过。四月十三日，则有关于“阅Studio（《画室》）月刊”报道比氏作品展览遭遇的记载，他因此写了《又是比亚斯莱》一文，入集的时候，文题已改为《再谈比亚斯莱》了。

《黄书》刊封 比亚兹莱

一九六七年的八月下旬，十月中、下旬，《叶灵凤日记》中，又都有一些比较密集的阅读比氏艺术主题书物的记载。八月二十、二十一日，连着两个雨夜，在灯下读一九五五年英国出版的一本比亚斯莱的短篇评传(Kenelm Foss：His Best 5O Drawings．London：Unicorn．），并在日记中摘记有关内容。二十三日，又读同一出版社一九四九年重印的，曾与比氏同编《萨伏伊》（Savay）的“西蒙斯（按：Symons）写的一篇评传”，他觉得比Foss的那本要好，但对其“叙事成份”不多，似不满足。十月十七、十八日，“读Walker所选的《比亚斯莱作品选》（按：The Best of Beardsley．London：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1948）”，因系纪念比氏去世五十周年，且以当年《黄面志》原版印制插图，版本精美，似当心目中理想的画集，为此叫好。据《日记》，十月十九日起，始读麦克法尔氏（Haldane Macfall）所著《比亚斯莱评传》（Aubery Beardsley，the Man and His Work．London：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这本书出版于一九二七年，叶氏三十年代在上海购下，后携至香港。一直到当月底，几乎每天都有读这本书的记录，二十四日，且记摘译其中“关于《黄面志》部分”内容。他在那几天的日记中，附和麦氏的一些观点，如比氏因《莎乐美》和《黄面志》插图成名，而对他所持有关“Savay上那一类风格的作品”较《莎乐美》插画，更能代表比氏艺术水平的说法，保留不同意见。对照此书有关比亚兹莱与王尔德关系，叶灵凤又找出后者的几种传记参考，并在《星岛日报》上发表《王尔德与比亚斯莱》一文，“谈他们两人不和的经过”。此文，目前未及查考，推测其内容与他早几年所撰《比亚斯莱与王尔德》（收入一九六三年十月香港南苑书屋初版）一文大同小异，属于“炒冷饭”。此外，叶灵凤在读《比亚斯莱评传》期间，还曾翻阅过《鲁迅日记》，查考比氏画集的线索。十月二十九日，记称： “读完这部评传，总算对比亚斯莱的生活有了一点眉目。自己如果也要为他写一篇传记，在题材的取舍方面已经能有把握了。”据《叶灵凤日记》，十一月初，他又起意翻阅比氏的《在山下》，但因 “文字写得琐碎而又猥亵”，兴趣不大，很快放下，转而 “开始看Hesketh Pearson的《王尔德传》”，既 “可充《星座》的稿件，又可以为自己想写的比亚斯莱传作一点准备工作”。十一月十四日，他考虑 “抽暇选一批他（按：指比氏）的作品（约七八十幅已够）”，以备画册之用，提醒自己 “有便当与上海书局一谈”。十二月二十五日，记： “以比亚斯莱作品选集一册，制版供书店作插画用，共制了十幅。”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期，香港的“文革”闹得比较凶，街头经常有人扔炸弹，而叶灵凤还能静下心来研读比亚兹莱，实属难得。《日记》中，频频见到“灯下”“夜读”的记载，对他来讲， “这种心境澄澈的享受，在白昼是很难获得到的”（叶语，《晚晴杂记·写文章的习惯和时间》），尤其是读比亚兹莱的时候。

《希求与崇拜》叶灵凤，原载《洪水》第一卷第五号

进入一九六九年，叶灵凤的健康状况明显退化，糖尿病复发， “身体疲弱不堪，视力好像愈来愈差”（六月三十日记语；年中日记，数处有房事“不振”的隐语）。一月二十九日，记：新购得的比氏作品集，因 “比亚斯莱为《亚述[瑟]王之死》所作的四百幅插画，过去只选过两三幅，本书却选了一百多幅，又为希腊喜剧《吕斯特拉丽亚》所作的八幅插画，十分猥亵，以前从未曾见过。本书也全部收进了”，大喜过望，通宵展阅。二月四日， “在灯下阅新买的比亚斯莱画册，甚有滋味”。四月十二日，叶灵凤取到新购的一册英国比氏展览纪念画册，过了一天，为《新晚报·茶座》写了《读书偶记》稿件， “系有关比亚斯莱者”。五月三十日，记：为《星岛日报·星座》 “写有关比亚斯莱短文一则（按：文题为《未见过的比亚斯莱作品》，笔名‘临风’）”。这年十一月，叶灵凤的随笔集《北窗读书录》由香港上海书局出版，但上述两篇有关比氏的短文，他没有收进去，属于佚文。叶灵凤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日记》的内容也有所反映——他的精力渐趋衰颓， “岁月催老，真不容情”，虽然杂书看得仍然不少——一九七0年还集中编订了《晚晴杂记》、《香港方物志》和《张保仔的传说和真相》三本自著——文章却作得不多了，比氏画册的编写计划，更无法付诸实施了。

（四）

叶灵凤晚年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有些愿望，至今仍是一个未能完成的愿望；有一些梦，至今仍在我的憧憬之中；只是有些年轻时代的眼泪和欢笑，现在已经给岁月的尘埃所掩盖，若不是特地去拨弄一下，一时就不再那么容易打动我的心了。”（《晚晴杂记·旧作》）他在鲁迅去世前不久立下的那个誓言，正是他始终萦绕于怀的未了之愿，也是他挥之不去的未圆之梦。翻看他的《日记》和“旧文”，常常见到他提醒着自己，不由自主地去“拨弄”一下心中的那个痛点——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得知他的旧编《读书随笔》已由“上海杂志公司的老朋友张静庐先生”主持新刊，念及下落不明的旧藏，祈愿计划中的《比亚斯莱及其作品》（叶自拟名）， “应该早迟使其实现，这一来完成多年的希望，一来聊伸对鲁迅的一口气”。

《可诅咒的一幕》叶灵凤，《梦里的微笑》插图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六日，在日记里念叨： “不知怎样，对于比亚斯莱的画，我始终觉得很喜欢。久想写一篇长一点的评传介绍文，至今未能如愿。人事匆匆，这意念已经十几年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针对英美举办盛大的比亚兹莱遗作展览，有感而发，记云： “想为比亚斯莱写一本传记，至今未果，若是他又流行起来，现在倒是个好机会”——这还是在给他自己“打气”。八月二十日，夜读英人所撰比氏的短篇评传，又在日记中，自称 “想为比亚斯莱编一部作品选，附一篇评传，此念蓄之已几十年了，念念不忘，必欲发奋成之！”云云。时隔不久，九月六日，捡出张望所编《比亚斯莱画选》（沈阳辽宁画报社，一九五六年版）和Macfall的比氏评传，记称, “翻阅一过，尽使我想编选一部比亚斯莱画选的决心。”他又在《比亚斯莱的画》一文中说： “这个志愿，正像我的许多其他写作志愿一样，一拖一年又一年，一直就搁了下来”，多有愧意。与此同时，他正校阅自己的书话集《北窗读书录》，还在该书的《后记》宣称， “我久有要选印一本比亚斯莱画册、为他写一篇评传的计划。这是蓄之已久的一个心愿”，“在这里披露出来，作为对自己的一种鞭策”。

《苦闷的追寻》 叶灵凤

一九六九年，叶灵凤在《关于比亚斯莱》一文中说： “为了想了却年轻时候的一项心愿，近来在挤出一些时间来阅读比亚斯莱的传记资料和有关他的作品评论文字，以便编写一部附有他的作品的评传。”“重要的有关比亚斯莱的新书，可说都买全了。看来要了却这一心愿，剩下来的只是时间问题了。”

一九七O年四月九日，叶灵凤在日记中称： “灯下看比亚斯莱画集，此一项心愿——为他编写一部选集，总想一偿为快。”仍旧是自我激励、自我期许。

（五）

鲁迅说过： “(比亚兹莱）生命虽然如此短促，却没有一个艺术家，作黑白画的艺术家，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名誉；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这样的广阔。”（《<比亚兹莱画选>小引》）叶灵凤晚年也说： “比亚斯莱，这短短的活了二十几岁的画苑鬼才，在书籍插画和装饰趣味上留下的影响极大”（《比亚斯莱书信集》）， “作为纯粹的装饰画家，比亚斯莱是无匹的。他的黑白画，给与现代艺术影响之深，真使人吃惊”（《比亚斯莱的画》）——老调重弹，并不令人“吃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降，比亚兹莱艺术对中国现代文化产生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拿来”的过程上：以鲁迅、田汉、郁达夫、徐志摩、张闻天、叶灵凤、邵洵美、滕固、冯至、张竞生等为代表的文艺先锋们，总体上讲，多是以一种比较粗泛甚至浅薄的方式，绍介、品鉴和模仿比氏作品，对其蕴含的颓废人生情调和唯美艺术风格，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某种推崇、迷恋乃至膜拜，当然也不乏理智的批评。叶灵凤对比氏艺术书物搜求和研究活动，仍是这段文化接受史、引入史的后续个案。

《凄然望着溪水》叶灵凤，《梦里的微笑》插图

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对叶灵凤模仿之作的不屑，撇开文艺派别论战的因素不谈， “对于比亚斯莱画作的理解看，这里还包含着对比氏艺术的不同理解和不同接受方式，这其实正体现了比氏作品在中国的两副不同的面孔”， “他们（按：分指叶、鲁）各自为中国读者勾勒了一副比亚兹莱的面孔，一个是强烈的装饰趣味和黑白对照、怪异华丽又带有一点色情的颓废意味；一个虽也有恶魔般的美丽，但又有对罪恶的自觉，并在自觉中显示出强烈的理智和对现实的讽刺性”，叶灵凤忽视了 “西方现代颓废艺术对现实的反抗性”， “并没有完全体会到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宋炳辉《比亚兹莱的两副中国面孔》，载陈子善编《比亚兹莱在中国》）。

《洪水》周年增刊题图 叶灵凤

如果不那么苛求的话，早年的叶灵凤，毕竟以特立的美术实践的方式，放手“剥脱”下比亚兹莱的一副重要“面孔”，借其骸骨，取其情韵，创出一种玄奇而瑰丽的书籍装帧和插画艺术风格（当时，模仿比亚兹莱的画家还有：叶鼎洛、张令涛、马国亮、万籁鸣、万古蟾、叶永蓁等），成就了一个“中国的比亚兹莱”艺术名头，并非没有他自己的影响——哪怕留过骂名，有过教训。他的后半生，汲汲于比氏艺术主题书物的搜求和研究，投注和耗费了不少的精力，赍志以殁。最终，他对比氏艺术的领略和借鉴，也许没有鲁迅那样深远，于比亚兹莱的另外一副“面孔”，似乎“望道而未之见也”，但探求艺术的执着精神，还是令人记取的——毕竟，他“已经尽力了”。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二日，完稿于金陵心远斋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