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一个中国仆人的美国传奇：丁龙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110年前，在美国当仆人的中国劳工丁龙 (Dean Lung) 捐献了自己的全部积蓄1.2万美元，希望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设立汉学系,以传播中华文化。他的主人（General Horace Walpole Carpentier）为了实现丁龙的愿望，陆续捐款将近50万美元。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上个世纪末，考稽梳理西方汉学旧事的时候，我不经意间撩开了美国汉学尘封的一角，查找出了一百年前一个卑微的赴美华工丁龙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之间的因缘。此事时隔久远且缺乏正规记录，我只能利用口述证言、一鳞半爪的史料、私人记录、信件和未经公开的校史文件、会议记录、美国郡县史及镇志考稽、电话、信访等，尽量还原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在当时的发生地只是一件人人知之但却语焉不详的飘渺往事，如果没有当时那段筚路蓝缕的挖掘和抢救还原历程，它也许永远就只能流于传说了。

　　穷苦华人劳工丁龙110年前捐钱兴办汉学系的故事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系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如果哪天有人贸然问一声“为什么”，得到的很可能是令人绝望的无解。为此，我踏上了寻找答案的道路。按理说，这事情发生不过一百余年，这么近的史实求证起来有何难呢？可惜的是，当时的丁龙默默无闻，他的一生也许就做了这么一件大事，然后就云逸杳遁了。

　　丁龙捐款以后到哪儿去了呢？查遍相关文献，翻遍当时的报纸和档案，查找了纽约市和周围几个州、县的人口登记和出生及死亡记录，询问了纽约局一百年前的户籍记录，查找了美国和加拿大海关进出北美之中国旅客的所有登记，甚至连当时丁龙曾经生活过的加州旧金山和奥克兰市的政府记录都曾查询过，但丁龙仍然隐藏在尘封的历史中。最后，我查找到了一个多世纪前哥伦比亚大学两任校长和一个校董之间大约三年间的通信，丁龙的故事才神奇而朦胧地浮出水面。

　　1901年，在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其中一件的主角是当时按照美国人的习惯被称为“猪仔”、来自中国广东的华工丁龙。这位贫穷的华工为了宣扬彼时倍受屈辱的祖国的文明和文化，终生未婚，孜孜矻矻省吃俭用，想将一生积蓄捐献给美国一所著名的大学，恳请它开设一个汉学研究系。

　　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于1754年，由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所建，目的在于造就其殖民地的统治者，没想到培养的却是自己的掘墓人——哥伦比亚大学前两届毕业生中的主要人物恰恰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从起草宪法者到后来当上总统、财政部长的，都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这群人后来被称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之父”。哥大最早建在纽约华尔街附近，那个地方临近金融区和市政府，到今天仍然是纽约市政府所在。后来学校扩大，它就向上城推移到了现在49街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可是到了1897年，有远见的校长发现那个地方又快成了市中心，决定学校还要继续北迁。

　　这样，哥伦比亚大学最终迁到了百老汇116街的今址。校区新建，百废待兴，那时的哥伦比亚大学像是一个大工地，一派生机，热气腾腾。丁龙捐建汉学系的往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

　　有人捐钱，美国大学一般是乐于接受的，但这次却出现了意外。首先，这笔捐款是有条件的，它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建立一个汉学系。其次，建汉学系要用多少钱，这个卑微的华工根本没有概念。他自己没有正式上过学，他一生的积蓄是1.2万美元，这对当时一般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而言也是巨款，但对要在世界著名大学建立一个学术系科来说，差得太远。第三个条件就更重要了：那时等级森严，名牌大学也并不是谁捐的钱都收的。

　　为了用这笔捐款达成自己的心愿，丁龙历尽艰辛。幸运的是，当时他有一个敬重他和深深赏识他的主人卡本蒂埃(1824-1918)将军。卡本蒂埃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优秀校友和大金主，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和女校的校董。为了实现自己仆人的这个愿望，卡本蒂埃多次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任校长斡旋，自己又陆续捐款将近50万美元，甚至捐献出了自己在纽约的住房；建成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之日，他本人也被拖累至濒临破产，只得搬回纽约上州乡村的老家度过余生。这场持续多年的捐献史无前例甚至堪称悲壮。

　　事情还没有这样简单。即使有了富翁和杰出校友、校董的出面支持并追加补足了建系的全部花销，当年哥伦比亚大学校方还是不愿意以丁龙这样一个无名之辈来命名和设立一个系科。他们曾经想用当时清朝总理大臣李鸿章的名义（李当时刚刚访问过纽约，在纽约家喻户晓）；也想过用当时清朝驻美大使伍廷芳的名义来命名这个系；后来，慈禧太后得悉消息后，捐赠了《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等五千多卷善本书，学校又想用中国皇家的名义来命名。令人钦佩的是，卡本蒂埃始终坚持用仆人丁龙来命名这个系科，否则他就撤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妥协了，于是，到今天为止，我们还能记着这位华工的名字。

　　卡本蒂埃1850年前后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其先祖来自欧洲。他出身微寒但成绩优异，是律师和实业家，在开发美国西部的淘金热中，他以一己之力打造了今天闻名西海岸的奥克兰市。他在当地修铁路、建海港、造大坝、筹建军队和市政府，并自任市长。晚年，他把奥克兰市交还给了联邦政府后，退休回到纽约老家。

　　卡本蒂埃的名字，是我在寻找有关丁龙的历史的艰难探索中偶然发现的。因为发现了他，丁龙捐款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汉学系的全程就在我们面前渐渐展开了。

　　其实，我最早听到丁龙的故事是在童年时期，它像一个美丽传说，支离破碎、断断续续却颇为感人。没想到，数十年后，在梳理美国汉学史时，我发现它就发生在我求学并任教的哥伦比亚大学。为了验证这段史实，我采访过学校最早的华人汉学教授、102岁的王际真先生，也采访过荣休教授夏志清和其他前辈。可惜的是，这件事虽然过去不过百年且人人皆知，但却几乎没有任何书面资料留存下来。在知道此事的一代人那里，它是口传历史，而到了下一代人那里，它就只能流于民俗传说、罗曼史和无缘无据的稗官野史了。

　　从前辈教授那里，我得知了有关丁龙的全部故事。但故事不是历史，我需要文件和笔录的材料证实。于是，我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试图查找文献和史料。很幸运，我查找到了早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一位前辈蒋彝的一份书面记录，算是公开出版的一份资料，其中简单提到这件史实。蒋彝先生在东亚系任教时距此事发生尚不甚远，他大约接触过一些知情者，他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可惜，他的记述很简略，而且是文学性描写，很难服人。

　　一个偶然的际遇，我因搜求其他资料，与东亚图书馆的一位东方学专家聊起此事。她建议我到校史档案处和校史博物馆去碰碰运气。

　　档案馆没让我失望，我在那里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在“丁龙”名下，只有两页纸的档案，一页的标示是“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最高荣誉，那时只有四位教授荣膺此位，此四人皆担任过系主任之职。在这个条目下，一行简短介绍表明这一学衔部分由丁龙所捐，而整个教席却是在1901年由卡本蒂埃惠赠基金所建。卡本蒂埃的这项捐助是为了纪念他的中国佣人丁龙而设的。另一页则是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早年报道丁龙捐助一生积蓄感动其主故事的一份英文报纸的短文。

　　这些发现给我提供了不少新的线索，特别是此事的另一个主角——卡本蒂埃浮出了水面。我顺藤摸瓜调出了卡本蒂埃的文卷，哥伦比亚大学校史博物馆的副主任戴维·希尔先生热心地帮我捧来了关于卡本蒂埃的所有历史资料，其中包括筹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期间卡本蒂埃和校长的全部通信以及所有关于筹建此系的未为人知的史料。我翻阅着这满载沉重历史的亲笔书信和文件，不禁心潮起伏。

　　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便是寻找有关卡本蒂埃的资料。历尽周折，我终于复原了卡本蒂埃的身世以及他建造美国铁路大干线时雇佣中国劳工并选择丁龙做他管家的往事。那时，加州正疯狂地华工，但卡本蒂埃在自己的企业和家中雇佣了一批华工。在同华人接触中，他发现了华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克己要强的优秀品质。丁龙就是被雇佣的华工之一，他只受过一些起码的教育，略能读书写字，且谨遵孔夫子的教诲。大约在19世纪50年代，他开始跟随卡本蒂埃，成了他的私人管家，为他做饭并打理日常事务。卡本蒂埃日理万机，繁忙不堪，有时难免发脾气。一次，由于为一些烦琐的小事烦恼，他解雇了丁龙并让他立即离开。次日清晨，他才意识到了自己失控所犯的错误。失去了忠诚的仆人，他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什么麻烦。但出乎意料的是，早晨开饭时，丁龙竟奇迹般地出现了，并一如既往给他准备了早餐。卡本蒂埃深感悔愧，并立誓不再犯同样的毛病。丁龙平静地原谅了主人，因为他知道卡本蒂埃本质上是个好人，孔夫子的教导也使他深知忠诚的重要。丁龙的忠诚感动了卡本蒂埃，使他知道了在世界的东方，两千多年前有个孔夫子。

　　1889年，卡本蒂埃离开加州返回纽约，丁龙跟随他来到了纽约。卡本蒂埃向丁龙许愿，要为他做一件事，这时候，就出现了上文提到的一幕——丁龙提出要在哥伦比亚建一个汉学系，并决定为此捐出自己全部1.2万美元的积蓄，因为在他看来，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和中华文明；他想以卑微之身为促进中美之间的互相了解做点事。

　　丁龙并不是知识分子，其实他对孔夫子也所知甚少。而卑微如他，却做出了富贵如王公巨卿、博学如鸿儒太傅辈所难以望其项背的义举。他只是以中国人的个体形象在海外挣扎，并以自己信奉的理想和道德标准去严格要求自己，却在无形中感化了别人，传播了中华文明。

　　“50多年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这笔钱随此信奉上。我以诚悦之心情将此献予您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笔捐赠是无条件的，唯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还想保留今后再追加赠款的权利……”

　　1901年6月28日，丁龙也写信捐出了自己的积蓄。他在写给校长的信中标明“谨此奉上一万二千美元现金支票作为对贵校中国学研究基金的捐款”，并在署名中写上了“一个中国人”。

　　说到丁龙的个人品格，卡本蒂埃这样写道：“不错，他是一个异，正像苏格拉底、留克利希阿斯、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一样。……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慎小心，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徒。”

　　考虑到当时美国一般民众特别是居心险恶的家煽动仇华的时代背景，卡本蒂埃如此褒赞丁龙，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连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对是否应该接受这个中国人的善款都有些忐忑，他曾经写信给卡本蒂埃质询丁龙的身份问题。

　　这激起了这位正直将军的义愤，他回复道：“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所遇之出身寒微却生性高贵具天生的绅士性格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他就是一个。”

　　同样是在此信中，卡本蒂埃抨击了美国人蹂躏华人的暴行以及当时国会法案通过的华人的条款：“我并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子孙，更不是在帮残酷和落后的中国辩护，其统治者的罪恶使得它在行进途中蹒跚踉跄、步履维艰。但现在看起来似乎应该是我们去更多地了解和关注住在东亚及其周边岛屿上的那大约七亿人们的时候了。”(1901年7月20日)

　　经过努力，丁龙和卡本蒂埃在哥伦比亚大学建汉学系的诚心感动了校长和当权者，当年的学校毕业生典礼上,学校方面宣布了这一消息。而这个汉学系，就是今天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的汉学研究或东亚研究系都是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的。不同于学殖深厚的欧洲汉学（滥觞于文艺复兴），它们大多偏重于实用目的。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不但是美国最早的汉学系之一，而且也是完全按照注重古典文化精神和人文传统的欧洲模式创建的。这不仅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一以贯之的严谨办学作风以及尊重历史文化精神的优良传统，还得益于哥伦比亚大学当局在创办东亚系时就得到了捐助人卡本蒂埃的慷慨捐助。正是因为“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资金足以力敌欧洲任何大学的酬金，使得它能够邀请到全世界最杰出的汉学家加盟。

　　创系伊始，哥伦比亚大学就极为郑重其事，派出了哥伦比亚大学最优秀的教授去欧洲搜罗人选，其中最直接参与其事的就是后来被奉为“当代文化人类学之父”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巨匠弗兰兹·博厄斯(FranzBoas)教授。哥大校长直接托付这位著名的思想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慕尼黑为筹建汉学系遴选“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人选。博厄斯和其他教授选中了世界汉学巨擘德国人夏德(此人后来为胡适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之一)。此前，他们荐举了剑桥大学汉学教授吉尔斯来哥大做“中国与中国人”系列讲座，以启动汉学系建系进程。系列讲座后来出版，代表了当时学界的最高水平。

　　此后的一百年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秉承传统，一直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重镇。难能可贵的是，系主任富路特教授后来关于系史的著作，正式记述了这段传奇的建系历程。

　　那么，丁龙后来究竟归于何处？200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庆祝建校250年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寻找。我们找到了卡本蒂埃在纽约上州高文镇度晚年的老家。我惊奇地查找到了那个小镇上有一条一百年前命名的“丁龙路”。一百年来，小镇上的人们用这种别致的方式来铭记一位在美国做过贡献的东方人。

　　卡本蒂埃也有出色的后续表现。认识了丁龙，也就认识了他在遥远东方的祖国，卡本蒂埃后来又捐款给丁龙家乡的岭南大学医学院，在岭南大学的校史记录上，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早年捐款者卡本蒂埃的名字。

　　丁龙的故事乍看上去有些不可能、不可信和不可知。像是神话，却是现实。一个人的力量或许渺小，但人的意志不死。丁龙以卑微之身做成了彪炳史册的大事。中国曾经出过武训，我当年的调查报告曾经把丁龙比做“纽约的武训”。眼下的中国已远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中国有了经济能力，有了发言的权力，我们更要珍惜。不要怕自己渺小，不要怕自己能力不够，更不要自我膨胀和盲目虚骄。瞄准高尚事业，有理想，敢于把理想诉诸实践并且始终不放弃，你就是丁龙。（完）

　　我之前曾数次在微信朋友圈里力推过丁龙(DeanLung)及其事迹，也曾拜访两位对丁龙研究很深的学者，这次算是一个总结吧。如果以前看过我贴过的内容的话，这里应该是有不少重复的，不过这个账号里有不少新朋友，因此就再单独为丁龙写一篇文章。

　　第一次听说丁龙(Dean Lung，或者叫丁天龙)是在央视与国家汉办合拍的一个纪录片《汉字五千年》里，当时觉得挺感动，不过也没继续深究。之后，再一次接触到这个故事就是去年底偶然在微信里看到的下面这篇文章（老蝉注：即前文《一个中国男仆和他捐毕生积蓄创建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这里有关于丁龙的故事。建议先看完这篇原文再看我后面的文字，才更了解来龙去脉。

　　第一次没察觉是因为当时只是觉得那是个发生在百年前的故事，虽然感人，但已经很久远了，但第二次再看到时，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那里面讲的故事就变成了身边的事，让我有了更大的兴趣去探究。

　　我建议先读一下原文了解了丁龙的故事，再来读下面的文字会更有感触一些。不过，这里还是先把他的事迹简述一下。

　　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在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大量的华工来到美国，有很多是主动远赴重洋，也有很多就是被绑架来的。而做的工作都是白人甚至是黑人都不愿意做的苦工，美国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往往能看到华工的身影，华人甚至承担了主要的建设工作，比如横贯北美的泛太平洋大铁路。而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当然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就是华人来的越来越多，抢了别人的饭碗，而且还降低了平均工资水平，让人不爽，跟今天的情况差不多)，为了限制华人过多地涌入美国，尤其是加州，1882年，美国政府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对华人在美的权利以及在美国的进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在几年后的修正案里，又把这一法案的适用范围从比较狭义的中国国籍扩展到了华裔血统上，即只要你是华人血统，该法案皆适用，于是华人就在法律的约束下，名正言顺地成为下等人。

　　在这种情况下，华工的境遇和社会地位显然是很悲惨的。而一个加州大亨卡朋迪埃(Horace Walpole Carpentier)的华人家仆Dean Lung的命运也大致如此，但会比其他人要好一些。这个Carpentier早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律师出身，不过后来淘金热的时候也纠集了一批人去并加州，并成了一方豪遒，他一手建立了奥克兰(Oakland)市并自任第一任市长。当然政府不能纵容他这种准匪帮的行为，就把他招安，这颇有些及时雨宋公明的赶脚。这个Oakland如今可是好地方，在迷人的湾区东侧，北面紧邻Berkeley，那里有享誉世界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简称UC Berkeley，与之隔海湾相望的，在正西面就是旧金山市区，而西南面则是另一所世界大学斯坦福以及硅谷。

　　就这样，在加州出人头地之后，他赚足了钱，回到了家乡纽约州，而他的仆人丁龙则一直追随着他。起初也只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因为毕竟也只是苦工出身，中英文读写都一般般，粗识一些字而已。但一次不愉快的经历让Carpentier开始改变对这个华工的看法。这个老板不好伺候，尤其是脾气很暴躁，情绪控制能力很差，经常对其他人发火。有一次他因为家里的一些小事就对丁龙大发雷霆，当场解雇了他，还把他赶出了自己的房子。丁龙当时已经几乎算是他的管家，家里所有的家务，包括Carpentier的衣食起居都由丁龙负责，到了晚上，Carpentier看着家里乱糟糟的样子，就开始后悔，但也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

　　可是让他惊讶的是，第二天早上，丁龙又出现在他的房间，为他准备好了早餐，Carpentier很愧疚地问为什么他没有离开。丁龙说，他觉得Carpentier人并不坏，只是脾气不大好，他接受过一些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教育，觉得应该宽恕自己的主人，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这让Carpentier非常感动，也是他第一次听到儒家和孔子。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Carpentier都把丁龙留在自己的身边，做为自己非常信任的管家和助理，而丁龙的教养和品格也逐渐得到了自己老板的高度认同与赞扬。Carpentier在给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的信里曾经给予丁龙这样的评价：“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慎小心，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徒……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所遇之出身寒微却生性高贵具天生的绅士性格的人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他就是一个”。

　　最后，在自己晚年的时候，Carpentier决定犒劳丁龙为自己这么多年的忠诚服务，就问丁龙想要实现什么愿望。没想到，丁龙跟他说，希望能够在一所美国一流的大学里建立一个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让西方人更多地理解东方的文化。这让Carpentier非常震惊，但经过充分沟通后，他被丁龙说动了，也认为这个想法可行。只是单靠丁龙自己是无法实现这个想法的，他没有钱也没有声望，因此需要自己老板的帮助。而Carpentier晚年做为一名热心公益与慈善的富豪，早就已经有了多次捐款的经历，同时他也是自己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董。于是，自然而然地，Carpentier开始与哥大校方联系，经过多次沟通后，终于在20世纪初设立了Dean Lung Professor of Chinese Studies (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席位，在全世界范围内聘请汉学家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有关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研究，这个机构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席位要求非常严格，宁缺勿滥，甚至曾经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而空缺了20几年，在过去百余年的时间里，也仅有6位教授荣膺这一荣誉。目前这一职位由Madeleine Zelin教授担任，中文名是曾小萍。

　　在最初的捐款里，Carpentier提供了20几万美元，而丁龙则捐出了自己的毕生积蓄1万2千美元。但可惜的是，在此之后，关于丁龙的纪录就戛然而止了，没有人知道在那之后他去了哪里，这至今都是个谜。

　　在第二次读到这个故事之后，我深受触动。又到网上找遍了相关的资料，除了得到了一些补充信息之外，还了解到关于丁龙的研究，目前有三个人最为权威，包括曾经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及东亚系系主任的Paul Anderer教授及其夫人Mia Anderer，还有东亚系王海龙老师。于是我就在春季开学后，到东亚系分别拜访了Anderer教授和王老师。现在在网络上所能找到了关于丁龙的中文信息，包括这里所介绍的这篇，其主要原创内容基本都出于王海龙博士。

　　Anderer教授目前依然是系里的学术权威之一，日本文化专家，因此有很多学生去找他，在他门口等了半天才轮到。我们聊了近半小时，主要围绕丁龙，他的办公室里就挂着丁龙的照片及其当初捐款建系给时任哥大校长亲笔信的复印件。

　　Anderer教授说，自己很想把东亚系所在的楼Kent Hall改名为Dean Lung Hall，但一直没能如愿。他告诉我，发扬丁龙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 当然他也很遗憾的是，他和太太还有王博士三人已经尽了全力去寻找关于丁龙的资料，但并没有更多的收获，他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丁龙大概在1910年前后离开了纽约，北上加拿大，然后坐火车横穿北美，到了温哥华，并上了一艘去香港的客轮，想要回到中国。但美国这边能够找到的关于他的信息就到此为止。因此他其实非常希望能有中国，尤其是香港方面的人出来继续寻找丁龙当年的去向。他还说，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即将诞生，而丁龙那时候年纪还不算特别老，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在旧金山和纽约工作了大半生，见过大世面，在那个时候回到的中国，他不大可能从此默默无闻。Anderer说他非常希望能有人从广东或香港找到关于丁龙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只是很可惜，至今什么都没有。

　　关于丁龙的故事，央视曾经专程采访他和他的夫人，他也曾给贾樟柯讲过这个故事，并希望贾能将这段故事拍成电影，贾也说非常感兴趣。只是，及至今日，知道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的人依然很少。他说丁龙的故事始终让他非常感动，因为丁并非如哥大所培养的其他中国学生，比如胡适和徐志摩，他仅仅只是个华工而已，并未受过完整和良好的教育，但却能够捐出毕生积蓄在美国的私立大学里建立一流的汉学研究机构，已属伟业。所以我要再拿出来说一次他的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记得那个在美国对华人无比严酷的年代里依然胸怀信仰的中国劳工。

　　其实他的中文名字都没有留下来，人们只知道他的英文名是Dean Lung，但至今甚至不确定他究竟姓丁还是姓龙还是其他，无论“丁龙”还是“丁天龙”都只是猜测，但就像莫斯科无名烈士墓的墓志铭上所写的“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事迹万古流芳”。

　　在一周之后，我又去拜会了哥大东亚系丁龙研究的另一位权威，王海龙博士，相谈甚欢，聊了两个多小时。又有不少收获。 其实探访丁龙的事迹并完成这个故事已经是15年前的事了，这确实让我有点吃惊。虽然我之前就知道这不是最近才写出来的，但由故事作者本人来告诉我，却别有震憾。他说90年代末他发掘相关的事实时，非常感动和兴奋，不过当把它介绍给国内媒体时，国内的反应却非常冷淡。似乎当时大家对这样的故事已经不感兴趣了，他本人就是国内一些大报的专栏作家，但当他把丁龙的故事第一次推荐给一些大报社时，居然被退稿了，对方似乎对华人在美洲的各种花边新闻更感兴趣一些。后来，他把这个故事写进了《哥大与》一书，后来也有一些报道，包括《羊城晚报》和《南方周末》等，再后来CCTV专程来纽约采访他和Anderer教授，并把相关内容录制进了《汉字五千年》。又过了几年，也就是到了最近，据说有个微博上的大V又把这事给炒起来，于是从去年底他就连续接到很多人的问询。他笑呵呵地说，真没想到这个故事十几年后居然还有那么多人关心，但我想这笑容后面也有很多感慨吧。有时候Timing不到，就是要等啊。

　　说起来也怪，哥大东亚系人人都知道丁龙捐款建系这么件事，但却几乎没有人知道细节。关于他开始发掘此事的原委，也是挺有意思。他也算是受著名的旅美中国学者夏志清老先生的委托(夏老去年底刚刚过世，享年92岁)，因为当时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了，当世人已经基本都不在了，但夏老对他说，你再不写，这段故事可能就永远也没有人知道了。王博士说，他是50后，那个时代的人非常穷，但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也正是这种使命感让他开启了这段曲折的探寻之旅。于是，夏老将自己的老恩师(姓王，名字没记住，时年102岁)介绍给他，去了解东亚系建系时更多的情况。那位王老教授是30年代就到了哥大，但即使对他而言，丁龙的故事都已经模糊了。因此，王海龙博士更多的还是在校史、纽约州及加州政府记录、移民局进出境记录、公路局档案、20世纪初《纽约时报》所刊登的国际邮轮到港旅客名单等各种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查找，并最终逐渐摸清楚了事情的大致脉络，才将这段珍贵的历史保留了下来。

　　关于丁龙的最终去向，他与Anderer教授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丁龙很可能就是终生在卡朋迪埃家为仆并在纽约故去的，甚至有可能也被葬进了卡氏的家庭墓地。Anderer教授夫妇曾经专门到访该墓地，找到了一块石头，上面写有几个字母，有可能是丁龙名字的首字母缩写，但经过考证，Anderer教授非常肯定地认为那不是丁龙。关于这点，上次见Anderer教授时他也专门跟我提起过。于是，这条线索也就断了。同时，王海龙博士在卡氏故居所在的小镇上找到了一条小路，就叫Dean Lung Road，不过他查遍了美国公路局各种资料，都无法找到该路命名的原由。不过由于一般东西方的文化都不以活人的名字命名道路、城市等，因此他认为丁龙应该是在当地故去了，老主人卡朋迪埃为了怀念他，就出钱命名了这条路。

　　说到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命名也很曲折，因为哥大开始还很看不上这个华工，希望以时任大清驻美公使伍廷芳或者直接用李鸿章的名字来命名，但都被卡朋迪埃拒绝，并威胁说如果不用丁龙的名字来命名，就撤资不干了。最终该讲座教授席位终于用了丁龙的名字。此事最终也惊动了慈禧太后，并捐了一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现藏哥大东亚图书馆。除了丁龙的1.2万美元外，卡朋迪埃前后总共捐款40几万美元，这个数字放到今天可能看起来不大，但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因为100多年前的美国买东西都是以美分计的，现在怎么也都要以美元来计了，至少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吧。

　　有了这笔钱，哥伦比亚大学虽然只是美国东海岸第三个(晚于哈佛和耶鲁)开始汉学研究的机构，但却实力雄厚，从德国请到了当时世界最资深的汉学家之一夏德担任首任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几年后他成了一个年青的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导师，那个人就是胡适。及至今日，哥大的汉学研究在北美也依然保持着一流水平，据王博士说，哥大所馆藏的中国县志和族谱比中国都全，经常有国内的学者到这边来购买相关资料的微缩胶片，因为很多东西，比如一些偏僻姓氏的起源和家谱，由于战乱和等原因，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了，只能到这边来买。从人类文明延续的角度来看，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杰出的贡献。

　　听他讲了很多，觉得历史其实并不遥远，如果你愿意去亲近它，它就在身边。王博士说他也并不想神化丁龙，因为他毕竟只是一个仅有基本读写能力的中国劳工，但至少我们应该把他做过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让后来的人们知道。他也提到说Anderer教授始终有一个夙愿，就是把东亚系所在的Kent Hall改名叫Dean Lung Hall，但一直未能如愿，其实最主要还是没有钱，不知道改个名要多少钱。看来我要赶紧去挣钱了啊。

　　最后，还是需要抒情一下。虽然丁龙只是一个苦工，但在我眼里，他却是难得的一个成功人士。关于什么叫成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定义，没可能也没必要统一。事实上，我倒是对这个概念还没完全概括好，所以也说不出来一个严格的定义，究竟什么才叫成功。不过，我有一个最低标准，也就是一个人死后100年，还有一群非亲非故的人会记得他、纪念他。Again，这只是最低标准，而如果连这个标准都达不到，那就确实跟成功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一个人事业有成，腰缠万贯，或者是满门朱紫，但最后仅此而已，那么，即使这个人生前有数十亿甚至更多的财富，或者是部级国级的，我也看不出来这跟一个乞丐有什么很本质的不同。因为死后都是一堆灰，这堆灰跟那堆灰看似没什么不同，死后就被人忘记了，这就跟不曾存在是一样的。美国有40几任总统，你能说出来几个呢？世界500强中历史超过50年的公司的历任CEO你能说出来几个？即使是你自己曾经任职于这种历史悠久的西方大公司，其历史上的全球CEO你又能说起来几个呢？

　　当然，如果说一堆亿万富翁烧出来的灰跟一堆要饭的烧出来的灰完全相同也确实不准确，但这种区别就像是386和286的区别，不是说没有，而是在当今以G Hz来衡量CPU主频的时代，那种区别可以忽略不计。当然，这并不否定说每个人都可以过幸福的生活，都可以受到别人的尊敬，但如果把386的水平就当成成功人士，我只能说你想多了，还是平静地过好自己的生活吧。我认为，能够被认为成功的人应该是少数，而不应该是多数。就像JFK演讲中提到为什么要派人登月时说的”not because it is easy, but because it is hard”。即使我说了一个很低的标准，在当今的世界，能否进来的人也依然不算很多。当然，可以肯定的是，丁龙是其中一个。

　　最后用原文中的话来结束吧：“不要怕自己渺小，不要怕自己能力不够......有理想，敢于把理想诉诸实践并且始终不放弃，你就是丁龙。”

　　“一个与生俱来的孔子追随者，一个行动上的清，一个信仰上的佛，一个性格上的。”

　　在下面的这篇文章中，将先后出现四个人的名字，他们的生活经历各不相同，他们生活的年代也相距一个多世纪，但是因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缘故，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丁龙：（Dean Lung或Dean Ding）：18岁来到美国的中国劳工，后来成为大亨卡朋蒂埃的管家。捐出终生积蓄，倡议创办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有关他的最后记载停在1906年。

　　贺拉斯•沃尔普•卡朋蒂埃（HoraceW．Carpentier）：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生。脾气暴躁，终生未婚的大亨。著名慈善家和教育赞助人，哥伦比亚大学重要捐助人。绰号“将军”。

　　保罗•安德尔（P aul Auderer）：哥伦比亚大学现任副校长，日本电影研究专家，倡议将东亚系肯特楼更名为丁龙楼（Dean Lung）

　　米亚•安德尔（M ia Auderer）：保罗的夫人，美籍日裔，第三代日本移民，二战期间，米亚的父亲作为敌侨被抓进隔离营。早年学法语，从未接触过历史钩沉。从寻找丁龙开始，成为职业“考古”学家。

　　大亨卡朋蒂埃原来的姓叫Carpenter（木匠），后来自作主张改成了带有法国味道的“卡朋蒂埃”（Carpentier）。卡朋蒂埃的厚颜无耻，从下面的事例中可见一斑：他曾经竞选奥克兰市长，最后得到的选票竟然比该市的人口总数还多。

　　贺拉斯•沃尔普•卡朋蒂埃，1824年7月7日生于纽约北部的一个小镇，185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成绩优异，成为一名律师。但是这个皮匠的儿子从来不循规蹈矩，1849年加州发现的金矿引发了淘金热，卡朋蒂埃立刻前往加州，开始了他的冒险生涯——他先是在旧金山开业当律师，后来创办加州银行，并成为总裁。卡朋蒂埃在一片地上兴建了一座全新的城市，取名奥克兰，并自任市长。

　　卡朋蒂埃把土地交给中太平洋铁路公司，他因此拥有了这家公司的大量股票，后来他又兼任加州电报公司和欧弗兰电报公司的总裁，建立起第一条从西海岸通到犹他州的电报线路，连接了美国东西岸。同时他也是数个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在敛财过程中，卡朋蒂埃出了名的狡猾跟不择手段，他自任奥克兰市长期间，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圈地，每每直接把地圈起来，然后对外宣称：那片土地是我的！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卡朋蒂埃霸占奥克兰的水域，所有经过的人都要交买路钱。奥克兰有一条爱丽斯大街，就是以他的姐妹的名字命名的，这也是当地惟一一条不用总统和著名人物命名的大街。

　　卡朋蒂埃很喜欢自称为“将军”，并不是因为他曾经在军队服役过。一种说法是他的中国仆人叫他将军，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当时发生了一些叛乱，没有人去，只有他出场。也有人说因为他是加州民兵自卫队的成员。

　　1870年代，卡朋蒂埃的随从中增加了一个来自中国的劳工，他就是丁龙。勤勉的丁龙后来成为卡朋蒂埃的管家。1889年卡朋蒂埃赚够了银子之后，离开加州返回东部，丁龙追随卡朋蒂埃一起来到纽约。卡朋蒂埃在纽约东37街108号安了家，并经常在夏天去高尔威度假。

　　根据高尔威历史协会收集到的材料，丁龙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对邻居和周围的孩子很友善。他常常到火车站去接客人，途中在村里的商店逗留，买些牡蛎和蛤蛎。

　　卡朋蒂埃的脾气很坏。有一次，卡朋蒂埃酒疯发作，不仅把所有的仆人都打跑了，还对丁龙大发雷霆，并且当场解雇了他。第二天早上，清醒过来的卡朋蒂埃十分懊丧，他意识到自己在一座空荡荡的房子里，不会有人给他做饭了。但意外的是，卡朋蒂埃看到丁龙不仅没走，还像往常一样端着盘子给他送早餐。

　　卡朋蒂埃向丁龙道歉，并保证要改掉自己的坏脾气。他问丁龙为什么不走？丁龙回答说：“虽然你确实脾气很坏，但我认为你毕竟是个好人。另外，根据孔子的教诲，我也不能突然离开你。孔子说一旦跟随某个人就应该对他尽到责任，所以我没有走。”

　　丁龙1857年生于中国广东，18岁来到美国。1890年，丁龙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统计报告中，当时是作为卡朋蒂埃曼哈顿住所中的一员，被称为“华人帮佣”（Chinese help），但是到了1900年，他已经是卡朋蒂埃的一个伙伴（companion）了，地位明显提高。

　　有一次，卡朋蒂埃问丁龙，对于他这么多年忠心耿耿的服侍，想得到什么回报。丁龙的回答出人意料：希望在美国最好大学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建立汉学系，让美国人能够更多了解中国和中国的文明。

　　1901年6月，卡朋蒂埃向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斯•洛（Seth Low）捐了10万美元，并致信：“五十多年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省出钱来的。这笔钱随信附上。我以诚悦之心献给您筹建一座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个捐赠是无条件的，惟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要保持今后追加赠款的权力。

　　丁龙也捐献了自己的积蓄，并在纸条上写道：“先生，我在此寄上12000美元的支票，作为贵校汉学研究的资助——丁龙，一个中国人。”对于丁龙来说，这即使不是他的全部积蓄，也是他的大部分财产了———按照美国当时的黄金官价，1美元可兑1.37克黄金。

　　卡朋蒂埃还不忘高度赞扬丁龙的人品“他本该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安家、为家人提供教育而感到高兴，然而，没有任何值得或适合的原因，他被剥夺了在此定居的权利，并被当地的居民动用特权而驱逐——这个特权，是如此不值钱，常常在对付蜂拥而入的流浪者、来自南欧和西亚的杀人犯，以及非洲的难民时使用。虽然他是个异，但却是一个正直、温和、谨慎、勇敢和友善的人。”

　　当塞斯•洛校长对于以中国仆佣的名字来命名一个教席而犹豫的时候，卡朋蒂埃的回信直截了当：“丁龙的身份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遇到的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的绅士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他就是一个。”

　　1918年2月3日的《锡拉丘兹先驱报》的报道中写到“卡朋蒂埃将军在中国呆了多年，回来之后向哥伦比亚大学赠送了礼物。据说他在中国期间，做了多种生意，由此获得了可观的利益。他回到美国的时候怀着对中国的深深敬仰，并热衷于谴责高加索人的缺点，赞美东方人的优点。”“在返回中国的途中，卡朋蒂埃将军带了一个中国的男仆，并让他待在船上的一个头等舱包房里，这一举动引起了乘客的强烈，但是卡朋蒂埃将军拒绝让他换房。”

　　1901年8月23日的诺斯•亚当斯抄本（North Adams）中有具体的描述：“在他（卡朋蒂埃）最近从中国回来的一次旅程中，他带着一个中国仆从，并对这个人表示出极大的尊敬，他们两个一起定下一个高级包间，以至于一些乘客提出，要求这个中国人换到仆人们落脚的下等单元。但是卡朋蒂埃将军拒绝让他的仆人离开。他告诉其他乘客，他是这个中国人的秘书，而这位蒙古族的中国人则是一位有名的哲学家。于是平息下去了。此后，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带着极大的敬意看待将军的仆人。”

　　卡朋蒂埃在1901年7月20日给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一封书信中，更为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子孙；也不是残酷和落后的中国的辩护者。其统治者的罪恶使得它在行进途中蹒跚踉跄、步履艰难。但是对我们而言，是应该去更多了解住在东亚及其周边岛屿上大约7亿人们的时候了。在我们模糊的概念中，他们似乎只是抽食鸦片、留着猪尾巴一样的辫子的野蛮的族群或崇拜魔鬼的未开化的人。”

　　在丁龙和卡朋蒂埃的共同努力下，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就此开始起步，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也因此成为美国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汉学系之一。

　　清政府听到丁龙倡议建立汉学系和捐赠的消息之后，慈禧太后捐赠了包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在内的5000余册图书，价值约合7000美元；李鸿章和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都有捐助。

　　卡朋蒂埃终身未婚，1918年去世。他不断回馈母校，设立了各种名目的奖学金，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女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都是受惠者。卡朋蒂埃不断追加对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经费，几乎是有求必应，他追加的款项最后达到27.5万美元。

　　哥大副校长保罗的夫人米亚个性爽朗，早年专攻法国语言文学，此前从未做过任何跟历史有关的工作，在协助保罗的工作中，他发现了丁龙的故事，这个故事让她着迷，甚至走火入魔。

　　“一个出身卑微的人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丁龙对哥伦比亚大学很重要，虽然在研究调查的过程中有很多困难，但是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将这个人的事迹挖出来，让世人知道他的贡献，尤其为了所有的亚洲人民，因为他们当初来到这里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经受很多磨难。即便是这样，最后还为我们做了这么大的贡献，这是非常难得的。”

　　2005年秋天，米亚开始全力以赴挖掘整理丁龙的身世，一直到2006年2月，她在档案馆和图书馆里大量地阅读旧报纸，翻拍照片；驱车去到卡朋蒂埃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寻找线索，但是，能够得到证实的丁龙的生平事实少得可怜。

　　记载丁龙最后行踪的资料显示时间是1906年12月27日，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墨瑞（Nicholas Murray）在当天写给卡朋蒂埃的信中提到了丁龙的名字：“感谢你及时通知我们丁龙和马•吉姆（Mah Jim）目前在中国，你能够告知他们的通信地址以便我们把学校里的通知、公告直接寄给他们，还是直到他们回美国之前，暂时把他们从我们的通讯录上去掉？”

　　除了1906年12月27日的这封信，再没有找到任何提到丁龙名字的信函。丁龙也没有出现在1910年的美国统计报告中，而马•吉姆被提到，他是卡朋蒂埃另一位华人仆佣，也曾经向哥大捐献了1000美元。

　　丁龙并没有被列为卡朋蒂埃的遗嘱受益人，虽然马吉姆和其他的仆人都列在遗嘱上面，这也许可以说明丁龙早于卡朋蒂埃而死。从卡朋蒂埃对丁龙的敬重来看，如果丁龙还活着的话，卡朋蒂埃一定会留给他一笔遗赠。能支持这一看法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在布朗森•泰勒（Bronson Taylor）的书《高尔威掌故和图片》，该作者一生都居住在高尔威，有机会同卡朋蒂埃交谈。书中明确地指出：“丁龙被安葬在当地卡朋蒂埃家族的墓地中。”

　　卡朋蒂埃在夏天度假的高尔威有两处住宅，一幢房子在城里，还有一栋别墅在郊外的一个农庄上。从城里到乡间别墅的道路本来是一条沼泽小道，卡朋蒂埃花钱翻修之后，这条路被命名为“丁龙路”。在翻阅该市史料和地图，对交通部和多位史学家的咨询之后，米亚还是未能确定这条路修建和命名的确切日期。

　　米亚一开始寄希望从这条路的命名时间找到丁龙的去世时间，因为在美国，道路总是用已故的人来命名。

　　根据高尔威当地史学家菲莉斯•凯勒（Phyllis Keeler）女士的说法，这幢房子毁于火灾。哥伦比亚大学的卡朋蒂埃档案中提到，这场火灾发生于1908年9月8日之前。在布朗森•泰勒的《高尔威的掌故和图片》中，作者提到有人威吓卡朋蒂埃，他很害怕，甚至想给一个亲戚10万美金，搬过去和这位亲戚一起住，但是这个亲戚担心自己也会成为靶子，拒绝了他。

　　米亚联想到，丁龙可能死于这场可能是人为纵火的火灾，然后这条路用他的名字命名。然而高尔威的历史研究者并没有听说那场火灾造成的任何人员伤亡，也不能确定是人为纵火。

　　即使按照惯例只有在人死后才会用他的名字来命名道路，然而不按常理出牌的卡朋蒂埃已经在丁龙生前就命名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丁龙讲座。他很有可能在命名道路的时候再次打破传统，所以，以丁龙的名字命名道路，并不意味着丁龙已经不在人世。

　　在研究了高尔威和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相关记录之后（卡朋特家族的公墓位于普罗维登斯，丁龙有可能葬在那里），当地的史学家告诉米亚，没有任何丁龙去世或安葬的信息。

　　能够查到纽约州发出的死亡证明的国家档案馆东北分部主管南希•谢德告诉米亚，纽约州的所有城市都没有发出过丁龙的死亡证明。

　　2006年3月16日，天气非常寒冷，保罗和米亚一起开车去了高尔威。他们在靠近卡朋蒂埃农庄的萨拉托加（Saratoga）公墓的一个入口处发现了一小块墓碑，上面刻着首字母DL.但是，当地的史学家告诉米亚其实是首字母颠倒了，应该是LD.保罗和米亚又在林子里找了一遍，并未发现其他类似的墓碑。

　　保罗和米亚同历史学家菲莉斯•基勒见了面，她怀疑布朗森•泰勒的说法，她把死亡记录的缺失归因于丁龙到中国去了。

　　菲莉斯•基勒把保罗和米亚带到卡朋蒂埃家族的墓地，墓地用篱笆围着，卡朋蒂埃家族成员从18世纪起都葬在这里。大部分墓碑都是方尖塔形状，打磨得很光滑，包括卡朋蒂埃的一个黑人仆从罗伯特•巴蒂斯特（Robert Baptist）的，刻着墓志铭“生于弗吉尼亚，忠实而且真诚”。即便最古老的墓碑也都切割成对称的形状。

　　只有一块例外，这块墓碑立在卡朋蒂埃的墓碑右前方，没有雕饰，上面布满了尘土和苔藓，很久没人触碰。仔细一看，能够看见上面刻着“卡朋蒂埃”和“1824－1918”的字样，其他字迹都被青苔覆盖，非常模糊。这是否就是丁龙的安葬之处，因为他们在生前的密切关系，所以才和卡朋蒂埃如此靠近？但是保罗和米亚困惑的是，这块墓碑上面没有刻上死者的名字。

　　米亚打通了生活在当地、现年91岁的玛丽•派克（Mary Packer）的电话，玛丽•派克的丈夫生于1895年，在1970年代去世，和卡朋蒂埃生活的时代有一些交叉。在电话中，玛丽•派克以非常微弱的声音告诉米亚，她和丈夫一辈子都生活在普罗维登斯，泰勒是她的邻居。她的丈夫曾经参加过卡朋蒂埃的葬礼，她后来同卡朋蒂埃的侄女保持了长时间的通信。她知道丁龙曾经向哥伦比亚大学作过捐赠。

　　米亚问她丁龙是否被安葬在卡朋蒂埃家族墓地，玛丽•派克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当他觉得自己赚了足够多的钱，就回到了中国，在那里过着王侯般的生活！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根据仅有的资料，丁龙于1905年6月27日离开纽约，次年回到中国，此后的生平线索到此彻底中断。

　　如果作为拼图游戏，米亚已经拼出了其中大部分，最后剩下的几块拼板，米亚相信在中国能够找到，从而勾画丁龙完整又精彩的人生轨迹。

　　丁龙很可能一回到中国就死了，但是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的丁龙很有可能和卡朋蒂埃一样长寿，甚至一直活到20世纪40或50年代。

　　另外，在卡朋蒂埃遗嘱的第八条中提到，卡朋蒂埃曾捐赠25000美元给广东教会大学医学院，该大学成立于1884年，后来成为岭南大学。很可能卡朋蒂埃到中国时在丁龙的陪同下参观了校园，该校会有相关的记录，其中可能提到丁龙的名字。米亚认为，查找岭南大学的档案至关重要。

　　除此之外，米亚还试图从越洋客轮的航行记录和乘客名单中寻找，不管是和卡朋蒂埃，还是和马•吉姆一起到中国去。如果能够找到他去中国乘坐的船，那就能在大洋彼岸的另一端找到丁龙到达的记录和他的中文名字。

　　从1894年10月的《纽约时报》的旅客名单中，米亚找到了卡朋蒂埃跟丁龙坐船返回纽约的记录，起点是英国的南安普顿。

　　接下来，米亚还要去找寻丁龙和马•吉姆搭载去中国的客轮，时间可能在1905年或1906年。在国家档案馆圣布鲁诺（San Bruno）分馆，米亚幸运地找到丁龙的移民文书。由于美国的排外政策，所有离境并想要返回美国的华人必须申请一张许可证允许他们返回，为了申请他们必须提供财务偿还能力的证明，申明他们并非手工业者，否则无法再次入境美国。丁龙的这份文件现在保存在纽约国家档案办公室。

　　根据文件中记录的丁龙两次去中国的出行日期，一次是1894年12月3日前后赴中国，回美国的时间是在1899年7月21日前后；一次是1905年6月27日离开纽约，这两次旅行他在纽约州的马隆（Malone）向一个“华人检查员”递交了有关的证明。这也是丁龙在美国行踪最后的文字记录。马隆是靠近加拿大边境的城市，离圣劳伦斯河和蒙特利尔很近。1894年，丁龙同样在蒙特利尔做了誓词，似乎能够说明他的路线是从圣劳伦斯河开始的。《曼尼托巴自由日报》（1887－1891）声称温哥华－香港这条线路比旧金山－香港在行程上缩短了600英里，时间上能提前两天到达。丁龙在1894年和1905年从温哥华启程赴中国比较合理。

　　米亚遍寻温哥华城市档案馆、温哥华海事博物馆、渥太华的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网站，都没有找到丁龙的名字。尽管找不到丁龙从温哥华离境乘坐的轮船号和确切的日期，但米亚在查阅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关丁龙的相关资料后，非常肯定地认为丁龙离开纽约州是在1894年12月3日前后，和1905年6月27日前后。

　　1906年8月22日《曼尼托巴自由晨报》上的一篇文章，提到了当时到中国的最新途径，从魁北克到温哥华需要4天半，从温哥华到香港需要19天（已经比先前快了两天）。据此大致可以缩小丁龙到中国的时间范围。米亚认为如果在中国找到丁龙入境的记录——如果这份记录还存在的话——就能够找到丁龙在中国入境时留下的名字，以及最终目的地。

　　找到最后几块拼图的关键就是丁龙的中文名到底叫什么，这对于他在中国的行踪至关重要。米亚希望得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帮助，卡朋蒂埃把37大街那幢房子里的所有物品都留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女校，一定有很多书籍，可能其中一两本是丁龙的中文书，也许丁龙会把他的中文名字签在扉页上。

　　住在高尔威的埃伦•莫兰（Ellan Moran）为米亚查到了高尔威每十年出一次的统计报告（出在末尾逢5的年份），根据1905年的报告，卡朋蒂埃的家庭成员名单包括卡朋蒂埃（80岁），卡罗琳•克洛克（50岁）和Dean Ding（46岁）。这是米亚第一次看见不同于丁龙的称呼，说明Dean是他的名字，而Ding是他的姓氏。

　　埃伦•莫兰在邮件中告诉米亚：卡朋蒂埃高尔威旧居的新主人在重新装修的时候，发现了以下物品：一盏中国的灯笼，一副看上去很中国化的眼镜，一张1908年10月号的哥伦比亚大学季刊扉页；一个旧表，被新主人的女儿以800美金卖给了珠宝商。

　　卡朋蒂埃位于纽约东37大街108号的故居后来卖给了石油大亨J•P•摩根，这幢房子仍然在原地，目前被用作办公楼。

　　后来，米亚不断获得关于Dean Lung中文姓名的新线索，其中就有对Dean Lung译音的质疑。在可以查找得到一些文章中，Dean Lung根据译音被翻译为“丁龙”，这也是目前最为常见的译法。米亚经过调查发现，Dean可能并不是汉语中的姓氏“丁”，而有可能是“田”。后来，经过专家指点，她又发现，Dean可能并不是姓，而是名字。在一份名为Memoirs ofH．A．Giles的资料上，Dean Lung后面所附的汉字清清楚楚地写着“天”，这就推翻了Dean Lung是姓＋名的说法，而是一个常见的中国人的双名。米亚据此大胆推测，1905年的高尔威统计报告中Dean Ding的Ding应该是Dean Lung的姓氏，Dean Lung的中文名字很可能就是“丁天龙”。

　　美国绝大多数大学的汉学研究或东亚系都是建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或二战之后，大多偏重于实用目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则有所不同，从创建时间来看，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是美国汉学研究的鼻祖之一。

　　丁龙和卡朋蒂埃捐助建立的“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其资金足以邀请全世界最杰出的汉学家加盟。虽然，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知名汉学家不少，但是，由于“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规格甚高，建立至今，只有四位汉学家获此殊荣。

　　东亚系聘请的第一任“丁龙汉学讲座教授”，是德国人弗雷德里克•夏德（Friedrich Hirth）教授，被认为是欧洲汉学巨擘。从1902－1917年，夏德教授在担任丁龙汉学讲座教授16年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上古中国史》等著作，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文章，还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一卷撰写了中国文学源流等重要条目。值得一提的还有，夏德还是胡适的导师之一，他应杜威的邀请，成为胡适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一员，并且也是这个委员会中惟一能看懂胡适论文中上古哲学理论和原文的导师。

　　夏德之后，东亚系从燕京大学聘请了卢修斯•夏品•波尔特尔为丁龙汉学讲座教授，波尔特尔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两年，出版了专著《中国对教的挑战》。

　　1947年，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在空缺了23年以后，东亚系终于迎来了第三位讲座教授，他就是系主任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富路特1894年生于中国河北，中国旧学功底深厚，一生著作等身，是美国东方学、汉学界的领袖人物。

　　1985年，东亚系聘请了第四位讲座教授，他是中国史和中国古典语言文学专家别林斯顿（Hans H．Bielenstein）教授。

　　建系之初，东亚系就聘请了剑桥大学著名汉学家H•A•吉尔斯教授进行了《中国与中国人》的系列讲座，这些讲稿后来结集出版。

　　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也有不少华人担任教职，其中有赵元任、王际真、夏志清、唐德刚、王德威等著名学者。

　　1929年，东亚系首次聘请了一名中国学者王际真。王际真是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和翻译家，翻译出版了大量著作，1929年翻译出版的《红楼梦》是在西方较早的英译本，著名汉学家阿瑟•威利为之作序，称其为信、达、雅的佳作，赛珍珠也撰文给予高度评价。王际真也是最早把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介绍到美国的文学史家，在美国有着中国古代和现代小说研究奠基人的地位。

　　也正是由于王际真的引荐，夏志清才获得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教职，打动王际真的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样书中关于鲁迅的一章。夏志清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教授直到1991年退休。

　　1997年，新生代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王德威教授升任东亚系主任，这也是东亚系建立以来第一位东方人担任系主任，这不仅是哥伦比亚大学建校二百多年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掌舵汉学研究，也是百年来第一位在美国高校当系主任的中国人。

　　我第一次得知丁龙的名字，就被他的精神所折服。那是在《胡适日记》和《胡适口述自传》中读到的。他在口述自传中是这样说的：“转学哥大之后就不再以经济理论为副修而代之以理论。另一副课在当时夏德[Frederi chHirth。1845～1927]教授提议和邀请之下，以汉学（Sinlogy）为副修。”他还说：“夏德是个很有趣的人物。据我们所知他是哥大的第一位 ‘丁龙讲座教授’（Dean Lung Professor）。那是美洲第一个以特别基金设立的汉学讲座。”至于丁龙其人胡适则简单地介绍道：“丁龙[这位早期旅美的华工]原是美国卡本迪将军[Horace W.Carpentier 1825～1918]的一位佣人。他[的为人和工作]深得卡氏的敬重，所以卡氏乃独立捐资给哥大设立一席专治汉学的‘丁龙讲座’”。《胡适口述自传》是胡适口述，唐德刚笔录的。以上引文中的方括号[]，表示当时笔录原稿所无，为唐先生所加入的。但他在注释中对“丁龙”其人也语焉不详。其注是这样说的：“通常美国大学里设立的所谓‘讲座’（Chair），多纪念性质，由私人捐助巨款，投资生息。每年由利息所得为该‘讲座教授’（Chair Professor）的薪金。美国为汉学而设立的第一个讲座，便是哥大的‘丁龙讲座’。这一纪念讲座，背后却有一个极为感人的故事：丁龙原为一华工，姓丁抑姓龙，已不可考。他受卡本迪[Horace W.Carpentier。1825～1918]将军为仆人有年。可能因为他勤劳诚实，深得主人信任，因而当其退休之时，卡将军赠以巨资--据说是美金两万--为退休费。丁龙在谦辞不获之后，竟以全款转赠哥大为‘研究中国文化’之用。卡将军为丁龙的义举感动不已，乃加捐巨款，凑成十万元为哥大特设立--‘丁龙讲座教授’（Dean Lung Professor）以纪念这位了不起的中国工人。古人说：‘善要人知，便非真善。’丁龙究竟姓啥名谁，我们都不知道，而能有此义行，实在可说是‘真善’了；而卡将军不惜巨款以之美，也是难能可贵！夏德便是哥大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富路得先生便是第二位。富氏于八十年代退休之后，此缺至今虚悬。觊觎者虽不乏人，迄今尚无人选者”。

　　唐先生所说的夏德教授，他是德籍汉学家，任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从1902－1917年，夏德教授在担任丁龙汉学讲座教授16年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上古中国史》等著作，撰写了大量的学术文章，还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一卷撰写了中国文学源流等重要条目。他曾在中国考察多年，翻译过宋代赵汝适的《诸藩志》，成为美国汉学发轫之作。陈焕章曾在此门下受业，陈焕章[1880～1933年]，字重远，鼎湖区广利镇砚洲人。光绪十八年 [1892年]邑庠生，在广州长兴里康有为的“万木草堂”读书时，与梁启超主张尊孔，推行立会昌教。光绪二十四年[898年]，任澳门《知新报》主笔，撰文倡明孔学，主张变法维新。只有夏德能够理解他的孔教传统和孔教学说。但是，那时西方的汉学还未达到启蒙阶段，美国正刮排华之风，青年学生对汉学有兴趣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因此，夏德担任丁龙讲座教授之后，没有一个学生，主修、副修都没有。他非常苦闷。胡适来到哥大，夏氏便积极邀请胡适以汉学为副修，胡适可能是他的第二位学生了。他领着胡适去参观哥大的小型中文图书馆，介绍了清政府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那部大书，又把自己丰富的中文藏书供胡适使用，有时还邀请胡适到他的公寓里去会见他的朋友。因此，胡适同这位老先生成为知音。这位“丁龙讲座教授”滋润了胡适中西兼学的的学养，胡适就以他的“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作为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也就是1922年由上海商务书馆用英文出版过的，直至1982年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组织专人翻译的《先秦名学史》，1983年12月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胡适在《藏晖室札记》卷十六，“二六博士考试”（1917年5月27日追记）中说，夏德教授是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一员，其中还有一位他的导师是杜威，共计6人，这个委员会中也惟一只有夏德教授能看懂胡适论文中上古哲学理论和原文。而唐先生所谓“富路得先生便是第二位”“丁龙讲座教授”就错了，第二位应是1945年左右从燕京大学聘请的卢修斯•夏品•波尔特尔为丁龙汉学讲座教授，波尔特尔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两年，出版了专着《中国对教的挑战》。1947年，丁龙汉学讲座教授在空缺了23年以后，东亚系终于迎来了第三位讲座教授，他就是系主任富路特[LutherCarringtonGoodrich]教授。富路特1894年生于中国河北，中国旧学功底深厚，一生著作等身，是美国东方学、汉学界的领袖人物。

　　那么唐德刚将富路特误为第二位“丁龙讲座教授”的错误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据唐德刚的《胡适杂忆》记载，“根据上述‘大纲’，我们的工作就在一九五七年的冬初开始了。首先由我携了部笨重的录音机和卡式录音带（cassette）--到胡府‘访问’。”直至“一九七二年秋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附设的中国口述历史部部公布了一部分中国名人的口述自传，由纽约时报财团所经营的美州缩微胶片公司影印发行。其中关于胡适的部分原是笔者二十年襄赞胡先生，断断续续地记录、整理和编写出来的。”1978年传记文学取得版权，唐德刚先生回忆道：“事隔数年之后，不意今春突奉刘绍唐先生来信，说传记文学社已取得该稿的翻译权。我既是该稿的原始编撰人，绍唐兄希望我终始其事，承担起本稿的汉译工作，以便《传记文学》月刊，按期发表。”翻译工作至1979年译完，至1986年由传记文学出版社结集发行，到1993年才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本。由此看来，胡适与唐德刚口述这部传记时，哥大的“丁龙讲座教授”正是虚位，至1970年富路特才任系主任。所以唐德刚在为《胡适口述自传》翻译和做注释时，富路特正在其位，因此他误以为路氏就是第二任了，或许由于波尔特尔在哥大工作时间太短，而被人们很多忽视了。至1985年，东亚系聘请了第四位讲座教授，他是中国史和中国古典语言文学专家别林斯顿[HansH.Bielenstein]教授。1997年，新生代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王德威教授升任东亚系主任，这也是东亚系建立以来第一位东方人担任系主任，这不仅是哥伦比亚大学建校二百多年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掌舵汉学研究，也是百年来第一位在美国高校当系主任的中国人。因此，他说的“富氏于八十年代退休之后，此缺至今虚悬。觊觎者虽不乏人，迄今尚无人选者”，更是大谬了。

　　最近阅读《南方周末》上王寅写的《寻找失踪101年的“丁天龙”》再次引起我对这位平凡而具有高尚灵魂的先辈的兴趣。丁龙1857年生于中国广东，18岁来到美国。据他的1894年回国前的书面誓言所叙，“Dean Lung，身高5英尺英寸[约1.73米]，41岁，住址纽约东37大街108号。作为旅行者，我拥有纽约一家名为西海岸公司的价值1000美元的股份和加州奥克兰的一处房产。我没有做生意，我想到纽约去卖掉我的股份。我进过大学主修医学，但是没有完成。我第一次到达的美国城市是旧金山，并在该市的米申大街住了大约一年。随后我来到纽约。之前出境回到中国两次。”他到美国于1870年服务于卡朋蒂埃（唐德刚先生译为“卡本迪”）。这个卡朋蒂埃是个很故事的人，他1824年7月7日生于纽约北部的一个小镇，1850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是名律师。1849年加州发现金矿，他加入了淘金大流中，淘得第一桶金，后来创办加州银行，成为该行总裁。他在一片地上兴建了一座全新的城市，取名奥克兰，自任市长。他喜欢自称“将军”，并不是因为他曾在军队服过役。就连唐德刚也称之为“将军”，估计他也不知其来历。“将军”只不过是他的绰号而已，一种说法是他的中国仆人叫他将军；另一种说法是当时发生了一些叛乱，没人去，只有他出场；也有人说因为他是加州民兵自卫队成员。1889年卡朋蒂埃赚足了银子就离开了加州，来着丁龙管家来到纽约，在纽约东37大街108号安家。卡氏脾气暴躁，终生未婚，但对丁龙则另眼相待，1900年丁龙已经是卡氏的一个伙伴（companion）了，而十年则只是他的“华人帮佣”（Chinses help）,这其中发生了一则动人的故事。

　　有一次，卡朋蒂埃酒后失态把所有的仆人都打跑了，还对丁龙大发雷霆，并当场解雇了他。第二天清晨，清醒后的卡氏环顾空荡荡的房子十分懊丧。这时丁龙一如既往地端着盘子给他送来早餐。卡朋蒂埃愧疚不已，他郑重其事地向丁龙道歉，并保证要改掉自己的坏脾气。他问丁龙为何没有走？丁龙回答说：“虽然你的脾气确实很坏，但我认为你毕竟是个好人。另外，根据孔子的教诲，我也不能突然离开你。孔子说一旦跟随某个人就应该对他尽到责任，所以我没有走。”忠实的丁龙就这么一直留在卡氏身边。有感于丁龙的忠诚，有一次，卡氏问丁龙，对于他这么多年忠心耿耿的服侍，想得到什么回报。丁龙的回答出人意料：希望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建立汉学系，让美国人能更多了解中国和中国的文明。1901年6月，卡朋蒂埃向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斯•洛（Seth Low1850～1916）捐了10万美元，并致信：“五十多年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帐单里一点一点省出钱来的。这笔钱随信附上。我以诚悦之心献给您筹建一座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请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个捐赠是无条件的，惟一的条件是不必提及我的名字。但是我要保持今后追加赠款的权力。”同时丁龙也捐赠了自己的积蓄，他在纸条上写道：“先生，我在此寄上12000美元的支票，作为贵校汉学研究的资助--丁龙， 一个中国人。”卡氏在给塞斯•洛的信上高度称赞了丁龙有人品：“虽然他是个异，但却是一个正直、温和、谨慎、勇敢和友善的人。”经过卡朋蒂埃和丁龙努力，哥伦比亚大学在这年终于设立了“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也许是塞斯•洛在哥大所做的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了，因为这个下半年他就在此位上离职了。不久，丁龙的朋友，也是卡朋蒂埃的中国仆人，英文名马•吉姆向哥大捐了1000美元。清政府听到丁龙事迹后，慈禧太后捐赠了包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在内的5000余册图书，价值约合7000美元；李鸿章和清政府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都有捐赠。卡朋蒂埃除了居住纽约，还常到高尔威度假，他在自己在乡间别墅修了一条小道命名为“丁龙路”，以纪念这位忠诚的朋友。

　　丁龙的故事引起了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保罗•安德尔（Paul Auderer）夫人米亚•安德尔（Mia Auderer）的兴趣，她在寻找这位先生。米亚通过寻找的过程，开始对“丁龙”的中文姓氏产生质疑，目前“丁龙”是常见的译法。米亚经过调查发现，Dean可能不只是汉字中的“丁”姓，也可能是是“田”的姓氏。经过专家指点，Dean也可能并不是姓氏，而是名字。在一份Memoirs of H.A.Giles（《翟理思论文集》，翟理思1845～1935，英国汉学家，为威妥玛-翟理思汉语罗马拼音系统创制人之一。）的资料上，Dean Lung后面所附的汉字清清楚楚地写着“天龍”，这就推翻了Dean Lung是姓+名的说法，而是一个常见的中国人的双名，米亚认为Dean Lung的中国名字很可能就是“丁天龙”。虽然米亚的猜测是“大胆假设”，有待“小心求证”，但唐德刚先生“丁龙原为一华工，姓丁抑姓龙，已不可考。”的说法也就站不住脚了。我想随着《南方周末》的此文的发表，“丁龙”真实身份会浮出水面的。这位平凡的中国人，他的事迹会广为传播的。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一个题外话，那就是同在哥大受过夏德垂馨的陈焕章与胡适在北大的故事。在胡适由哥大回国到北大任教前，北大的中国哲学史是由陈焕章主讲的，他是一位博洽的学者，课堂上旁征博引，资料丰富，但十分守旧。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胡适到北大时，正是少年气盛，于1917年9月开讲，他使用的是自编教材《中国哲学史大纲》。他开头一章就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说明，走出了一条新路，终于赢得同学们的认同，使他们从“三皇五帝”的迷宫里走也来，进入一个全新的哲学时代。这一讲不仅让他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站稳了脚，而且为他以后“暴得大名”做好了铺垫。由此题外话，我们可知哥大的“丁龙讲座教授”对中国学术的影响之大。

　　一生积储全部捐出（1.2万美元——当时别说一个华人仆人，即使在一般美国人家庭看来，这1.2万美元亦是一个天文数字。 ）

　　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系，不仅是全美最早的汉学系，也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与研究的一块高地。胡适、冯友兰、徐志摩、宋子文、马寅初、陶行知、陈衡哲、潘光旦、闻一多等在这里留下足迹；顾维钧、张学良、李宗仁、张国焘在这里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的口述实录……

　　一百多年前，仆人丁龙希望，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里建立一个汉学系，以传播祖国的文化，他为此捐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也因此，美国有了一所伟大的汉学中心。

　　一百多年后，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任教的中国学者，苦苦地寻找着丁龙的足迹，揭开了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说的是很多年以前，在遥远的美国，一个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做劳工的苦力，被他的主人看中，做了家中的仆人。

　　这个主人是一座城市的市长，权势烜赫。这个中国仆人勤勤恳恳、人品高尚，博得了主人的敬重和爱戴。他终生未娶，却克勤克俭，积攒每一个银毫子。到了晚年，他已经有了一笔引人惊羡的存款。即将退休之时，他向主人请辞。主人对这个为自己贡献了大半生的仆人恋恋不舍，力挽不能。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感人的承诺：为了报答和感念这位仆人对他的照顾，他愿意倾其所能，为这位义仆做点什么，以了其夙愿。

　　仆人谢拒。但主人执意坚持，卑微的他，终于剖白了久埋心底的一个宏愿。出乎主人意料的是，他不是申求一笔丰硕的养老金，不是求主人给他开个聊以存身、确保晚年可以遮蔽风雨的小店面，甚至不是求主人资助他回归终年魂牵梦绕的故乡……

　　丁龙的志愿是：请主人出面把他终生一分一分积攒的血汗钱，捐献给一所有名的美国大学，请这所大学建立一个汉学系，来研究他祖国的文化。

　　当时，他的祖国正是积贫积弱的时候，风雨如晦，江山飘摇，面临列强瓜分和庚子之乱。廉价劳工被当做“猪仔”卖往美国，受尽了。这个普通的中国仆人怀着一个崇高的愿望，他希望美国人了解一下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希望美国人多知道一些中国；这个善良的人相信，文化的交流会促进互相的了解，了解会增进友谊；他相信，理解了中国文化的美国，会尊重他有着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同时，他也深信，促进美国人了解中国最积极最有效的办法，是在一所美国的名校里办一个汉学系。

　　可是这个中国仆人哪里知道，他视为至尊至巨的终生积蓄，哪里能够在美国一所名校里开办一个汉学系？！但为了这愿望，他捐出了终生的积蓄。

　　后来，仆人祖国的最高统治者闻知此事，也深为感动。慈禧太后亲自捐赠了五千余册珍贵图书；李鸿章和清朝驻美使臣伍廷芳等人亦都捐助，真的在美国最杰出的大学里办了一个享誉世界的汉学系！

　　“丁龙汉学讲座教授”：这个学衔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最高荣誉，迄今只有四位教授荣膺。“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甚至有过虚席以待23年以后，才有人重获此殊荣的历史。

　　贺拉斯·W·卡本蒂埃（Horace Walpole Carpentier，1824-1919）生于纽约，1848年毕业于哥大本科，1850年毕业于哥律学院，然后去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闯荡。此时正是“淘金热”最盛的时期，但他没去追随淘金，却在一片地上建造了一座城市并命名为“奥克兰”。他自命为市长，相继建造了学校、码头、防波堤、船坞等。后来，他把土地交给了中太平洋铁路公司，他拥有这公司的大量股票。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国民自卫队服务，他被称为“将军”。1919年去世。

　　卡本蒂埃在自己的企业和家中雇佣了一批华工。他发现了华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克己奋发的优秀品质。

　　丁龙并不是知识分子，甚至算不上是个读书人，对孔夫子也知之甚少。但是卑微如他，却以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品格感动了人心人性，作出了富贵王公、博学鸿儒都难望其项背的义举和贡献，无怪乎高贵尊严的慈禧太后，位极人臣的总理大臣李鸿章、炙手可热的驻美公使伍廷芳，亦都来称赞和相助。

　　因为丁龙，卡本蒂埃对中国有着特别的情感，他生前曾多次来广东，并向广州的博济医学堂捐款2.5万美元。

　　“不错，他是一个异，正像苏格拉底、留克利希阿斯、艾皮克蒂塔也都是异一样。……这是一个罕有的，表里一致、中庸有度、虑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谨谨慎慎，克勤克俭。在天性和后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为上，他像一个清；在信仰上，他是一个佛；但在性格上，他则像一个徒。”

　　他热情洋溢地夸赞了丁龙的为人、品性和高贵的人格。他太爱自己的这位忠仆，几乎把他写成了一个完人，甚至把他和享誉世界历史的伟人、哲人相提并论。

　　卡本蒂埃在此期间给校长的信中，拒绝了校长愿用他本人名字的好意，坚持汉学教授讲座的荣誉必须用丁龙的名字。

　　丁龙们的梦和含泪的期冀已有一部分早已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压在汉学家肩上传统文化交流、促进中美间互相理解的担子会稍轻。 丁龙无须被人记住，人类的史册上将永远会有他大写的名字。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存在，就是他的业绩被发扬光大的一座巍峨的、恒久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