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网络语言治理：功能、问题、框架与任务

　　提要 ：网络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语言问题是网络社会治理的基础性问题，语言治理是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手段。网络语言既有适应社会治理的功能，也存在不少需治理的问题。网络语言治理，要在社会语言学和语言规划学的基础上，建构“三生治理系统”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理论框架展开研究，并明确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网民个体等不同层面多元主体的具体治理任务。

　　21世纪迅猛发展的移动互联网通信技术，促成了网络空间的快速形成，并与现实空间一起成为社会生活的两个互通场域。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习总明确要求：必须提高网络治理能力，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作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网络语言治理，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网络空间是由数字化技术构成的虚拟生活空间，是人类社会生活空间的延伸与创新，与现实社会有着共在、共通的紧密联系。现实和虚拟两个空间共存及转化的辩证统一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表征，也是加强和创新网络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着力点。

　　从社会治理角度看，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社会治理内涵完全一致。都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党的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网络平台、社会个体成员等多方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是多元主体为共同利益进行协商合作，达到共建共治共享效果的社会行为。不过，网络空间因其种种特点，在社会治理方面与现实空间还有诸多不同之处：

　　1.在 治理环境 方面，网络空间有明显的虚拟性和开放性。网民们可以异时异地、匿名方式地在网上交流互动，无时空障碍、无边界阻隔的虚拟空间更容易形成喧闹的场域。“网络论坛（BBS）的出现，成为一部分中国人的‘网络茶馆’，博客一诞生便与‘书房’和‘公共客厅’联系在一起；微博的‘众声喧哗’则使其成为‘广场’的理想场所，而微信又回归到熟人圈的私密空间。”[2]只要具备上网能力，有智能手机，几乎人人都可在网上发表意见、评价是非、参与社会治理。来自底层的声音可以及时地呈现，反映呼声，打通了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而一些不良倾向的言论也容易藉此产生负作用。

　　2.在 社交群体 方面，网络空间的社群呈现“部落化”“圈子化”。政务域、经济域、教育域、娱乐域等网络语域群体，形成一定的亚文化族群。其中最活跃的社交域，是典型的因“趣缘”形成的特定网络域群，如朋友群、粉丝圈等，有很强的自组织性。他们往往“通过一个共享的意义系统嵌入到同质的集群、过程和信息中，并触发通常带有偏向的、自我确认的叙事的集体框架。” [3]这种社群在网络环境中容易形成群体极化现象，影响网络空间的治理。

　　3.在 治理层级 方面，网络空间有扁平化的特点。现实社会的纵向组织体系，如政府机构厅、处、科的层级，企业如阿里巴巴集团M1-10级管理层级、P1-14级的职员层级等，一级对一级负责。这种层级性的架构在网络空间趋于消解，本处在不同层级的多元主体在网络的社交平台可以直接对话、辩论，弥散了现实社会里的层级负责和组织服从，从而产生网络社会治理特有的问题。

　　4.在 治理领导力 方面，网络空间有去中心化的倾向。现实空间里“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4]所有社会领域和层级都有党的组织，担负着领导公共治理的责任，确保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而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各级网信办等网络管理部门的党组织只能间接地起作用，党的基层组织难于在底层的社群、庞大的个体网民社会中建立。这样，网络末梢的社会治理组织领导力被弱化了，影响着网络社会治理效果。

　　5.在 治理的时效性 方面，网络空间光速传播，必须反响迅速、处置及时。现实社会治理中，中办国办要求，涉及特别重大或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最迟要在5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在24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网络空间传播速度更快，要求更高，类似的重大政务舆情，微博4小时、微信1小时以内要发布信息。不少网络事件酿成网络舆情就是因为没有及时处置，发酵极快而导致治理的被动。

　　6. 在 治理的载体 方面，网络空间的语言是多模态的。融汇了声、光、电等介质，综合了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模态语言手段。“有图有”曾是网络语言运用的标配，现在更发展到短视频、网络直播等。网络语言在语用上推陈出新，产生了既不同于传统口语，又与书面语相异的新的“电子口语”语体。由于网络先天的娱乐化倾向，社交类网络语言还大多具有戏谑游戏、趋俗搞怪、消解权威的特征，形成特定的语用风格。这些都会影响到网络空间社会治理的过程及效果。

　　7. 在 治理的效应 方面，网络映射现实，两个空间影响力叠加。网上一个事件如果被广大网民共同关注，通常会成为现实空间的社会热点和舆情，放大为几何指数级的影响。网络舆情往往会带来现实社会治理的困扰。从正面的效应看，两个空间的相互影响也能有助于现实的社会治理。如抗击新冠疫情初期，武汉封城，现实空间的社会生活几乎停摆，网络空间却异常活跃。甚至出现了千万网民足不出户“网络监工”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建设的罕见现象，客观上起到了助力全民隔离共同抗疫，万众一心取得胜利的效果。

　　揭示网络空间社会治理的基本特点，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网络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廓清它的基本面貌，从而加深对网络社会治理重点难点的认知和把握。网络空间社会治理的复杂属性，决定了需要进行综合的治理，不同领域共同发力，方能达到“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5]的愿景。

　　本文从语言的视角切入网络空间社会治理问题。语言是现实世界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样是网络空间最重要的沟通工具。网络空间各领域的运行，信息的编辑传递、接收理解，人际关系的建构、维护，网络事件的发生、演进，网络空间的社交、活动等等，都离不开语言这个载体。语言问题是网络社会治理的基础性问题，也是网络上最易观察、影响最明显的问题。语言治理是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网络语言指在网络上使用的语言，可宽泛地涵盖网络中各种语言现象。在社会语言学看来，这是具有民族通用语基本性质和功能，适用于网络语境的现代汉语一种新型的电子语言变体。以汉语通用语言文字为主干，包含字母数字、图表图像、音频视频等多模态语言符号。网络语言有不同的具体所指和类型。从范围来看，包括网络专业术语，如“软件”“网吧”“宽带”等，网民自创的网络用语，如“美眉”“笑熬糨糊”“YYDS”等。从构成单位看，除词之外，有短语、句子，如：“喜大普奔”“细思恐极”“有钱就是任性”“画面太美我不敢看”等，还有网络上特有的语体、语篇，如淘宝体、网络直播和弹幕中的语言等。从结构形态上看，有纯文本的文字+文字、字母+字母、文字+字母形态，如“I 服了U”，还有文本+图像，文本+音频、文本+视频等视觉听觉混合的多模态。从功能上看，有仅用作门户网站窗口标识的固定框架式语言，更有随时随意创造、起特别表达作用的活泼灵动的网民自创话语。等等。在网络空间语言治理范畴中，这些类型的网络语言都需要关注。当然，围绕网络社会治理的主线，网络上不同交际领域特别是政务域的发布信息、回应关切和服务民生的语言，社交域的博客、微博、微信的语言，自媒体里的短视频、弹幕的语言，网民在平台上交互、评论的语言等，是网络空间语言治理的主要研究对象。

　　毫无疑问，网络语言治理是很重要的，但目前的情况并不乐观。宏观研究方面，“我们习惯于现实空间的语言管理，主要精力也在现实空间，主要举措也只适合现实空间，……信息空间的语言治理还是一个陌生但充满魅力的领域，如何治理需要积极探索”[6]。实际操作方面，多元的治理主体责任不清，任务不明；除语言本体之外，其他影响治理的众多因素相互交错，语言治理现状问题不少。深入开展网络语言治理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网络语言的兴起迄今不到30年[7]。在这不长的时间里，作为网络媒介的主要载体和工具，网络语言忠实地记录了网络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程，与社会变迁形成密切的共变关系。在网络空间社会治理中，网络语言充当了不可或缺、难以替代的角色，展示了多方面功能，发挥了积极作用。

　　1. 反映现实生活与社会治理 。通过网络语言映射社会现实，大多流行的网络用语就是社会生活的镜像。 如最近一些网络公司因利润不再增长，只能通过减员、节省人力成本来应对。针对这种现状马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网络用语“开猿节流”，“猿”即网络专指的程序员。 国家语委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咬文嚼字》以及《语言文字周报》等有关机构和媒体每年开展的年度汉字盘点、十大用语、流行语的评选，是从网络媒介广泛流布、经网友投票、专家评议选出来的年度字词和流行语，折射着当年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治理情况。如2021年度“汉语盘点”评出“建党百年”为年度国内词。[8]入选年度榜单的流行语中，还有不少词语与此相关，成为红色年的语言印记。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觉醒年代”“强国有我”“小康”“赶考”“赓续”“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反映了大众对国家叙事的强烈关注。[9]从流行词语“躺平”“鸡娃”“双减”等，则可以窥见当下独特的社会生活景观：既反映了现代人面对激烈竞争的生活和心理压力，又呈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国家为推动社会良性发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10]这些呈现了一幅幅国家社会生活生动图景的网络词语具有明显的社会治理功能。

　　2. 对社会治理情况作概括归类 。通过网络语言对社会治理事件加以概括，便于网络社会治理实际案例的归类。如996、007，以数字符号的方式概括一些大公司的加班文化，透露出打工人的辛苦和无奈。而“996是福报”的言论更引起争议，在网上形成一次不小的公共舆情。现在常以“996”这个网络词语，对这一事件的过程与争议内容进行概括，具有了借代、类推的功能。又如网络词语“杀雏”，指网络直播营销商家利用刷单、炒作等流量造假方式欺骗、误导新入直播间的消费者（以幼鸟比喻）的现象，为网络社会问题的治理提供了靶向标识。

　　3. 对社会治理问题作提示预警 。通过网络语言预警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为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提前示警。如“内卷”指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各行各业内部非理性竞争加剧，反映了人们的生活陷入了某种内耗状态下的疲惫、无奈和焦虑，也预警了社会阶层流动出现了某种程度滞缓的问题。这提示政府管理部门要采取积极措施扩大就业，改善从业环境，并大力发展经济。又如网络用语“饭圈”“打投”“爱豆”等一度是娱乐社交域的高频词，其语义同活动内容关联。有些线下活动出格得让人匪夷所思，如出现为打投而买牛奶倒掉的事。这些词语提示政府要加大网络社会治理和整顿娱乐圈的力度，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4. 为社会治理积累数据资源 。大量的网络自创词语和表达方式的涌现，为语言的创新提供了新鲜血液，成为现代汉语中新的资源。如网络词“给力”2010年经《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使用推广开来，已进入大众词汇库并活跃在现实社会里了。富于智慧与创造力的网民们又翻新创造了一个大致同义的新网络词“奥力（利）给”，为“给力噢”的倒序。又如从原有的“媒体人、营销人”到网络的“打工人、尾款人、干饭人”等新词，以及由此词语模因块的能产性生成的一批“XX人”网络词，既是网体通过自创词语自下而上参与网络语言治理的行为，也作为社会生活的风向标，映射了社会现状与演进。至于网络上多模态的话语表达方式，如表情包、短视频等，更是丰富了当代语言生活的创造。这些刻上社会生活印迹和网民智慧的网络新词语和表达方式，在网络社会治理领域体现了积极价值，是宝贵的网络语言数据资源。

　　网络语言在适应网络社会治理的同时，由于其变异性、开放性和自创性等特点，也出现异于日常语言的种种现象，引起社会广泛注意。每年的全国都有不少代表和委员的建议、提案关注网络语言。在鼓励、肯定的同时，网络语言也经常受到质疑和批评，成为网络社会治理的对象之一。

　　网络语言问题有多方面的表现，与社会治理相关的如网络谣言、网络语言舆情、网络语言暴力等，还有网络综合治理中涉及、经济、文化、法律、传播等领域的网络欺诈、水军控评、饭圈人设、人肉搜索等问题，也大都可从网络语言入手。对此，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相比之下，以社会语言学、语言规划学等相关理论观照的网络语言治理问题作为独立单元来研究，可以论题更为集中，也有较为清晰的研究路径。

　　语言学视角中的网络语言治理问题大致可归纳为几种类型：网络语言生态、网络语言失范 、 网络语言低俗 、 网络语言舆情等。

　　1. 网络语言生态问题 。网络空间是数字技术发展的产物，信息、数据是其最重要的资源。作为网络交际工具的语言承载着最关键的信息和数据。在无国界、全开放的网络空间，如何使用语言，以何种语言为主导，网络语言的基本面貌怎样，非语言符号如何参与交际等等，构成了网络语言存在和生长的生态环境。一直以来，关于网络语言生态问题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直到2021年的全国，还有政协委员提交提案，对类似“CPTPP”“CBD”“CPI”等字母词和“IT 市场”“IP 电话”“IC 卡”等“汉夹英”词组提出批评，呼吁“坚决减少并最终取缔汉语滥加字母词和汉夹英词组的违法现象。”[11]这关涉到网络语言的主体地位和文化认同，还涉及网络国际交流中的语言问题。另外，与、经济、法律等相关，网络语言运用中会出现封号、禁言现象，还有语言数据被删削或被窃取的问题；与技术、算法等相关，网络语言中存在某些不平等和数字壁垒，以及信息茧房现象，也都属于语言生态方面的问题。

　　2. 网络语言失范问题 。现实中语言运用是有规范的，网络语言运用的规范标准尚在建设过程中，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顾忌，需要客观真实、合情合理。网络语言失范至少有几种表现。一是语言失真。为了某种目的，语言表达没有提供准确的信息。网络谣言是典型的语言失真：编造虚假信息以达到某种目的，引发社会治理的问题。如2008年4月的“大股东路易威登资助”的网络谣言，导致了历时20天的活动。又如2020年7月，杭州余杭区某女士在小区驿站取快递时，被人用手机。然后被编造虚假信息成为出轨女的形象，在110多个微信群流传，引发大量低俗评论，仅相关微博线亿次的浏览量。失真的语言常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二是语言失时。网上出现问题苗头时没能及时处置和化解，应对滞后导致产生治理问题。也有时间错位造成不良后果的。如2022年3月底正是上海防疫最吃紧的时候，上海某医院公众号推送了一条《新冠疫情笼罩下的“丁丁保卫战”》信息，渲染该院出动8名医生全力救治外国人士的“丁丁保卫战”，引起社会热议与痛批。其实这事发生在上海疫情还不特别厉害的3月2日。把早前发生的事移植到一个十分不适宜的时间报道，产生严重负面影响。三是语言失范。语言运用不合规范，不通情理，影响交际和治理效果。如现代汉语量词“位”本是表尊称敬意的，带有较强的褒义感彩，一般不用于普通人更不能用在坏人身上。但网络上“处理了几百位”，“抓了几位坏人”之类的说法触目可及。又如某地公安局发布敦促逃犯投案自首的公告，用的是淘宝体，对在逃人员用“亲”的称呼，语体也亲切随意，与政务语言规范要求相距甚远，社会治理的效果不佳。

　　3. 网络语言低俗问题 。网络空间是虚拟的开放的，先天带有娱乐性质。“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12]在这样的场域，网民们的语言运用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各种粗陋、鄙俗甚至的语言一度充斥网络社交平台。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5年6月发布《网络低俗语言调查报告》显示， “尼玛”“屌丝”和“逗比”位列2014年网络低俗词语排行榜前3名。“你妹”“装逼”等16个（组）网络低俗用词的原发微博数量，达到千万次以上。其中，“尼玛”“砖家/叫兽”等4个（组）网络低俗用词的原发微博数量甚至达到了亿次以上。曾几何时，骂詈之风、 “祖安文化”等现象，使网络社交平台成为语言污染的重灾区。如所谓的“网络大V”周立波在微博上大放厥词：“网络是一个泄‘私粪’的地方，当‘私粪’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变成‘公粪’，那么，网络也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公共厕所！大家也就有空来拉拉！”并骂不同意见的网民为“网络贱民”“剩斗屎”。 随着整治力度的加大，这些年情况方有所好转。

　　4. 网络语言舆情问题 。因语言运用不当，引发人们关注，产生网络舆情和负面社会影响。一是政府机构 官腔十足，一味强化权威地位，甚至出现“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等错误话语。或是回应社会关注时运用语言的方式陈旧保守，态度生硬。如2019年某大学处理“学伴事件”时漫不经心地以加盖公章的公文扫描方式放到网上，显得高高在上，招来社会各界的批评，引发了较大的语言舆情，最后牵动了外交部和教育部出面才平息。二是网络语言暴力。 使用谩骂、诋毁、蔑视、嘲笑等侮辱歧视性的语言，致使他人的精神和心理遭到侵犯、损害， 也带来社会安全稳定问题。如在豆瓣评论区，有人以“NMSL”的侮辱性语句，对诗人北岛实施网络语言暴力，令北岛失望地表示 “ 这是讨论诗的平台，不应该使用语言的暴力。”并 决定 从此关闭诗和诗的评论区。更有甚者，2022年4月，上海新冠疫情封城期间，一女士的孝行之举招来众多 网民的围观、点评，引发了语言暴力、群体极化现象。 在铺天盖地的网暴面前，她选择了。由语言暴力、语言舆情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13]

　　以上从语言学视角归纳了网络语言治理中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些问题是以语言表象映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治理，有些严重问题还需要诉诸法律解决。[14]如前所述，如此复杂的网络语言治理问题研究，需要多学科共同协作攻关。本文从社会语言学、语言规划学的视角展开研究，有助于语言学领域的深入开拓，也能为今后的跨学科研究提供较好的基础。

　　语言治理的研究可同语言规划和语言管理理论相联系。“语言规划是对社会语言问题提供管理对策，也可以说是对语言所作出的有组织的、主动的反应和调节。”[15]语言规划理论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Haugen、Cooper等主张“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欧洲模式，由政府或权威机构主导，自上而下地推行和实施语言统一和语言标准化。至七八十年代，语言管理理论出现，反对规划派的强制性措施和语言净化主义，认可多元利益诉求，注重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随着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出和实施，语言治理也逐渐取代了语言管理。“语言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语言事务、语言组织和语言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事务有效处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16]语言治理与语言管理的联系与区别主要为：二者都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但语言治理中的多元主体，是平等的协同合作关系；语言管理的多元主体，存在管理上的层级，上一层级的管理者有行政权力来制约或指导下级主体的相关活动。二者都认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但语言治理在面对差异和分歧时，以是否符合多数主体的利益为原则来寻求解决策略和方案；语言管理也会吸收自下而上的反馈，但面对分歧与差异时，一般以权威领导部门的意见或建议为原则来解决问题。[17]

　　将目光投向网络空间的语言治理，它是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网络语言问题实施的具体治理行为，既包括“经由语言的治理”，也包括“对语言的治理”。目标是以网络语言生活为基础，通过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制定网络语言治理的战略规划和规范标准，共建各语用域社会组织、网络企业和广大网民个体良好的网络语言秩序。

　　截止目前，语言治理的理论探讨还多停留在现实空间的语言问题范畴，网络语言的治理还缺乏成熟的理论体系加以研究。立足于网络语言治理的基点，本文提出构建网络语言“三生治理系统”，即：网络语言生态、网络语言生活和网络语言生产的完整体系，以此为理论框架展开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研究。

　　1. 网络语言生态是国家层面的网络语言治理。这主要是制定国家网络语言的战略规划，确立网络空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声望地位和权威性，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保证网络语言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依法治理、安全保障。还要关注外语、少数民族语言在网络中的使用，不同语言之间互鉴互通，不同群体的网络语言鸿沟等问题。正如2014年世界语言大会的《苏州共识》所指出的“网络空间应体现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各语言社区都应该从信息技术中受益。”消解民族、区域、城乡、老龄人口等的数字壁垒和不平等，建设良好的网络语言宏观生态，促进全社会和全民网络语言生活均衡发展。

　　2. 网络语言生活指网络使用域和社会组织中的语言活动。网络空间语言生活的不同语域有不同的语言状况和问题。如网络社交域，时常出现语言低俗、语言冲突等问题，即使政务域也常有引发网民不满的语言问题产生。不同语域间的开放与交互，还会产生新的更多的语言问题。与此相应，不同网络社会组织语言治理的规范标准也处于不完善状态。需要在充分调研网络语言生活的基础上，探索不同语域及社会组织的网络语言规范及原则。强化多元主体的责任意识，建设、管理、自治协同行动，综合施策。

　　3. 网络语言生产指个体网民使用语言的行为。生产即个体的语言运用、话语产出。在文化认同和法治框架之内，网民有选择语言及如何使用语言的自主权，这是社会语言学个体语码选择观的基本出发点。网民个体语言的自由选择和积极创新，是网络语言丰富多彩、创新发展的动力来源。同时，网民个体网络语言生产要遵从社会规则和语言规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的语言现象，必须依法治理，及时管控。既要保护自由，允许多样，鼓励创新，又要讲究规范，提倡自律，管控问题。其间的规范、自律和平衡的关系需认真探索。

　　网络语言治理的“三生治理系统”是从语言规划学、社会语言学角度进行的，涵盖了语言治理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也构成了网络语言治理的基本理论框架。

　　如果说“三生治理系统”属于理论层面的治理原则的话，那么，有必要进一步从实践层面探讨语言治理的具体任务。

　　1. 宏观层面 以政府机构为主体，主要任务是提供治理标准、坚持依法治理、建立和谐语言生态并确保网络语言安全。

　　制订出台国家网络语言规划和规范标准，是网络语言宏观生态领域的首要任务。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十分复杂、需要久久为功的任务。“在只有‘人际交际’的时代，只提语言文字规范化就足够了；但是在出现了‘人机交际’‘机际交际’的时代，必须实现语言文字的标准化。而当前我们对于语言文字标准化的认识、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都很不到位。”[18]现实空间里汉民族标准语是现代汉语普通话，制订了普通话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的规范。这个规范系统制订已有60多年，至今仍在不断完善之中。而对于年龄还不到30岁的网络语言，特别是处于多元化生长期的人机对话中的网络语言，至今缺乏公认的规范标准。2020年，教育部公布了《信息技术产品语言文字使用管理规定》，还只是征求意见稿。依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普通话的规范体系对网络语言规范理当适用，但着眼于机际交际的进一步标准化则难度更大。如何正确认识网络语言的偏误、失范等现象，如何着眼于网络语言的自创 → 习用 → 通用 → 规范 → 标准的连续统制订出科学的语言规范和治理规划，还任重道远。不仅需要国家层面自上而下地制订规范标准，还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网络社群和广大网民的呼声，自下而上吸取意见建议，多方协同，反复推敲方可实现。

　　制订网络语言规范标准有赖于语言资源库的开发与建设。网络语言治理在实施过程中，应认真调查网络中不同语域、不同社会组织和各类网民的语言使用状况，搜集和整理网络空间各种语言现象。 网络社会治理中正面的、反面的案例，处置 语言低俗 、 网络谣言 、 语言暴力等采取的 治理举措是政府机构与多元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晶 ， 集中了网络社会治理的智慧，是有价值的网络空间语言治理案例资源 。 网络社会治理的话语汇聚了来自基层网民各种鲜活的语料，多模态的网络话语形式 ， 新的语义和语用创造 ， 新的语体风格等已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或引领现实社会的语用 ， 是丰富多彩的语料资源 。广泛收集整理网络语言资料，建设网络空间语言治理资源数据库，是制订国家网络语言规范标准的基础。到目前为止，社会上已出版了十几部网络语言词典或手册，是很好的语言资料库。但着眼于网络语言治理的语料资源库和案例库还未见到，这是今后研究需要着力之处。

　　从语言生态角度看，网络语言治理不能停留在语言本体规范层面，社会、、文化等因素对网络语言治理的影响需要充分关注。如网络安全问题，政府机构面对网上有问题的信息、非理性的语言现象，常常采取网络实名注册、关键词语标识检索、后台关闭评论区等做法，这方面有如何更加科学规范的问题。近期对微信帐号显示IP地址的方式，也显然有助于语言治理。另外，主动提供相关服务也是网络语言治理的内容。如中央网信办开设了微信公众号“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专门受理微信网友对违法信息、网络谣言的举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 ， 最为关键的是，要建立和健全网络治理的法治体系，[19]在法律的框架下依法管控相关网络平台与帐号[20]，方能保证与促进和谐的网络语言生态环境的建立。

　　2. 中观层面 以网络社会组织为主体，主要任务是制定不同语域和社会组织网络语言的规范标准，引导网络社群在语言运用中自觉遵从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在建设中加强管理，在规范中提倡自治。

　　“网络领域语言生活由国家指导，具体语言规划由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和实施。”[21]从现实情况看，制订语域和社会组织的网络语言规范，具体操作也有相当的难度。首先是国家网络语言治理标准尚未制订，难于指导各行业语域的语言规范；其次是虚拟的网络空间里行业主管部门主体不清晰，责任难落实；再次是众多语域的语言治理问题有不同表征，语言治理的规范达成不易。

　　推进任务的可行路径是根据各语域的特点，明确分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从不同侧面迂回，共同为网络语域语言规范出力。提倡多元主体各负其责，通过大量的积极的话语实践，逐步形成行业语域内可接受的语用规范，在使用中再不断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各语域行业部门、网络社群都是规范的参与者、制订者，其语言规范责任、网络语言实践、语言自治自律对规范的形成至关重要。

　　政府机构的网络语言运用要做表率。“表达主体的语用意图首先要体现政府机构的目的性，特别是要突出性，明确导向性。必须立场鲜明、真实客观，话语准确、意义明晰。还要针对接受主体的情况，态度真诚、热情细致，恰当选择话语方式，传递所要表达的语用意义和主观意图，让受众乐于接受。”[22]语用上改变说话的方式，转变居高临下的语气、上级对下级的态度。制度建设上，健全规范公众有序参与网络表达的制度，健全信息发布制度，加强信息公开，提高网络语言的透明度和准确度 ， 着力解决语言失真、失时的问题。曾经有政务机构代言人的网络语言运用被网民吐槽、群嘲，如“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你爱来不来，丽江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等失范语言，给政府形象带来不好的影响，也使网络治理者的语言成了治理对象。这种现象决不能再出现了。

　　新闻媒体、各级学校历来是语言文字规范工作的重点部门。主流媒体要发挥标杆作用，根据内容需要积极创新，做好示范。提供优秀的网络语言产品，引领其他语域的网络语言运用。如新华社微信公众号曾发过一条简短的信息《刚刚，“胖五”又上天了》，多模态的语言形式十分丰富。标题幽默诙谐，文本一百多字，还用了三幅照片、一个小视频、一张解说图片和一个“谁在背后说我胖？？？”的表情包。这些文字、照片、视频、图片和表情包以及“刚刚”体的语篇等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直观形象地解说了新发射的长征五号遥二火箭，也为网络新闻报道语言展示了成功的例证。学校教育大力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在现实的语言规范方面成效显著。对网络语言规范问题也可有所贡献。如培养学生对网络信息进行正确分析和评价的能力。培养学生语言伦理，正确认知网络语言的失范失序，提高学生网络语言能力。还可有意识地增设与网络语言相关的课程，如国外有学校针对中学生开设防止网络谣言的课程，收效良好[23]。这对于培养学生的互联网素养，提高其网络语言辨别能力、运用能力大有禆益。

　　网络社会组织、平台企业和网络社群等主体在网络语言治理中的任务，是在法治框架内使用网络语言，建立本组织和社群的语言规则，当好语言治理的实践者和把关人。当下有很多社群主动关心网络语言的使用，建立了语言类微信公众号，积极参与语言生活治理。据不完全统计 ， 学术机构、企业、个人等各类主体建立的语言类微信公众号已近300个，为促进网络语言规范起了好的作用。有较大影响力的专业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网络大V等更需明确责任意识，为普通网民带好头，可通过著述或自媒体账号发表成果，更应该以普通用户身份在网络语言生活中以身示范。互联网企业、监管平台等在用好搜索引擎、评分系统、算法技术等的基础上，不断推出正向的网络流行语引领社会大众，做好语言治理的自律自治，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微观层面 主体是个体网民，主要任务是提高网络语言能力，守住网络语言规范、语言文明的底线 。 增强网络法治意识和参与社会治理的理性精神 ， 积极参与创建网络语言规范的活动。

　　网络语言形态上与传统语言文字有所不同。网络键盘输入的方式、汉语谐音和字形重组、 方言发音的文字化、 外 文发音的中文化、图文相配互补、声音画面互动、表情包的直观、弹幕的即时显示等，使得 网络语言变化多多。对这些语言变异的规范还处于起步阶段。个体网民需要适应网络语境并积极实践，参与到网络语言规范的活动之中。据相关数据，截止2021年12月，我国网民中未成年人数达1.83亿，其中在学龄前就接触互联网的比例为33.7%。[24]可以想见，这部分如此低龄网民的文化素质和语言能力不会太高。提升网民的文化素质和语言能力，是网络语言治理的长期任务。

　　网络空间类似于哈贝马斯提出的理想交往的公共领域。这个语用场域将清谈的沙龙、咖啡馆和市民的茶馆、论辩的广场虚拟化、扩大化了，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在这里，网民的主体身份、UGC话语方式、语言使用的自由度等因素，让网民个体的网络语言运用有了全新的体验，常常出现放飞自我的现象，有时还会不自觉地受网络谣言影响。网体要增强法治意识 ， 在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不跟风，不起哄，不造谣，不传谣。守住道德法律、语言文明的底线，增强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有关部门应因势利导，以网络上典型案例经常进行法治教育，提高和巩固网民的法治意识。网民自身也要加强语言理性精神，在网络社会治理活动中理性讨论，认真对话，客观表达 。 目前这方面任务依然繁重 ， 但已呈现明显的向好趋势 。

　　网络语言治理是网络综合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基础部分。同其他领域的治理一样，网络语言治理要围绕共建共享的目标，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充分认识网络空间语言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突出问题意识，加强理论研究。以“三生治理系统”构建起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体系，是较为可行的路径。在此基础上，制订不同层次、不同语域的网络语言规划和规范标准，做到有法可依，依法治理。加大不同层面的多元主体执行具体任务的力度，在开放、动态的网络环境中，开展积极的语言实践，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协调合作，构建良好的网络语言生态和网络语言生活，做规范、理性网络语言的实践者和创新者。

　　本文着眼于网络空间社会的语言治理现象，旨在梳理问题的基础上建构研究体系，提出治理任务和对策建议。这是以网络语言治理为对象进行的研究。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研究维度：一是着眼于网络社会治理中的话语运用，进行动态的语用过程研究。旨在还原作为治理工具运用的网络话语的原生态，讨论网络话语的结构、意义及语体风格，分析网络话语使用的主体和使用时的语境影响。二是着眼于网络语言治理的数据和案例，进行语言数据资源的研究。旨在汇集价值完整的数据资源，提取其中的各种特征，建设网络社会治理的资源数据库，向社会开放共享。[25]对此，我们将另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