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想象力的时代

　　先贤说过，这是一个文明“坎陷”的过程。生命、智慧自我坎陷为识，转识成为制度，转识成为生活方式，而后才可能再造文明。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坎陷已不知伊于胡底；至于我们当代的中国知识中少有见证生命的信仰情怀，反而多能见到不知心肝何在的意见、时论、建议。这种心智坎陷后的识见，大大加剧了我国社会转型的繁难程度。最近的例子，就是在各级政府明确加快城市化步伐的时候，仍有着逆城市化的“思考”、“言论”。甚至拟取消城乡户口界限的时候，我们的专家学者仍在为强化城乡二元结构、控制城市人口而绞尽脑汁地“献计献策”。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思想的识见是可怜的。由于无视中国民众的活力和生命创造，他们对国是、国势完全失去了正常的感受和认知。社会学家注意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想象力的时代”（孙立平、李强、沈原等人语），“20年的改革历程或多或少地祛除了思想的某些桎梏，至少也是把一部分独立思考的权利交还给社会，这个社会就整体而言却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正当这个社会的发展进入至为关键的时期，知识精英阶层却拿不出长远发展的基本国策，在事关社会公平的重大问题上也没有声音；技术官僚层并不考虑也没有能力考虑这一类的宏观问题。知识精英阶层的短视和技术官僚集团的无能将使们这个社会失去赖以立国的长远决策能力。”

　　因此，当代社会转型就处于一种近乎荒唐的悲喜剧里。我们呼唤绿色中国，我们要求跟荒漠告别。但我们首先在精神思想、知识观念上一片荒漠，我们怎么指望我们生存的环境常绿长青呢？据说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但这种由数字、成本、利害算计等等组成的“理性”更多地是在满足个人私欲上管点用处，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的管理者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等方面不曾有丝毫改进，而处处透露出小家子气、自私心理。以至于民众在听见转型时代的“远见卓识”、“大言高论”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冷气：在那么多的疯话、傻话、胡话中，没有生命的灵性，没有绿色的希望。一切显得荒诞、干枯、冷漠，一切显得希望之为虚妄。一方面“无须敬畏自然”，一方面“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家？一方面“骗来一个新体制”，主张“经济学无关道德”，一方面“讲究诚信”，“以德治国”，这就是我们的经济专家？一方面禁乞，一方面呼吁“警惕成功人士变成弱势群体”，这就是我们的哲学家、社会学家？

　　20年前，中国最优秀的头脑们在思考现代化中的资源短缺，他们以为中国十亿人口要实现现代化有一些具体的指标，比如人人都得穿皮鞋，他们忧心忡忡地预测中国十亿人口都穿皮鞋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把中国的牛都杀光了也不够人民群众穿得上皮鞋。但今天我们全中国人都穿上皮鞋了，牛不仅没有杀光，比以前还多。为什么？因为人足够聪明，市场经济导致的效率提高，活力、魅力、创造力足够强大，中国人有办法、有能力、有条件解决我们面临的资源瓶颈。这个经验说明，中国人有能力配置好资源、创造财富，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而知识，反而是不够用的。中国人有能力，但却不免于思想观念的低劣或匮乏。

　　改革总是与开放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开放之功大于改革。而开放的另一面含义正是指对象的闭锁状态。从一个国家到一个阶层到每一个人，其“闭关锁国”带来的落伍都是惊人的。生存、发展要免于恐惧和匮乏，首先在于从人生人性的角度放开想象。没有对人生人性有无限丰富可能的信念，我们就是有意无意间压制了人生的美好、人性的自我完善。没有对人的敬畏、尊重，我们的眼光就是短浅的，思想就是干瘪的、迟暮枯萎的。我们思想观念中的绿，就是尊重人，如同尊重阳光、白云、山川、大地。

　　我们经常对改革评头论足，说这一改革事倍功半，那一改革困难重重。但我们很少检讨其中的知识背景，是什么样的知识分子，什么样的专家学者，什么样的信息作用机制，什么样的识见，什么样的想象力，导致了我们的机会不足，活力不够。比如信息产业部在1992年对中国手机生产的场景做预测，当时的预测到2000年底达到80万部，实际上该年已过一亿部，2004年3亿部，2005年则接近4亿部。比如我们中国最好的高速公路专家，在十到十五年前想象不出中国今天有4.5万公里的高速公路，世界第二大高速公路。仅仅在三四年前，还有人反对城市修地铁，认为全世界还没有找到地铁盈利的模式，但今天地铁和城铁已经成为我们都市的一大景观。2002年首都机场2号航站楼投入使用，这是为2008年奥运会修建的工程，2号航站楼修好以后，1号航站楼就下岗停工，但2003年，仅仅过了一年，这个为08年奥运会准备的2号航站楼超饱和，我们不得不把1号航站楼重新装修用，还得赶紧盖3号航站楼，这之后还不行，还得建第二机场。中国人的活力，总是超出中国知识的预期和预料。

　　这种知识的低能、偏执、无义、不善、堕落，带来的生命退化是惊人的，带来的资源浪费是惊人的。我们经常说要求对官员落实“问责制”，很少想到对专家学者、对知识进行问责。观念可以杀人，知识可以决定一代人的生活水准和生存质量。想想那么多的、社会青年、为就业所苦的大学生有着心理精神上的疾病，就不由让人对我国转型社会的知识匮乏而感到羞耻；想想那么多的市民一生将住在结构不合人性的房子里，就会觉得某种知识或思想已成了一种罪恶。而第一代移民总显得驯服，既是他无知于生命的权利，也是移居地的知识有着强霸的问题，是移居地的思想观念本身欠缺人性的绿色。

　　无论是一次城市化的“集聚化”还是二次城市化的“分散化”，人最终是要进城的，人最终要通过城市实现人生的追求。但我们当代的知识似乎对人性视而不见。我们的知识更多地服务于城市环境、都市形象、社会稳定，我们的知识更希望农民最好不要进城，建设新村，在乡下“农家乐”好了。各类帮闲的知识对农民进行了种种诋毁、规定，但农民仍要进城。农民兴办过乡镇企业，他们愿意通过自己自发的工业化、产业化，实现自己从农民到市民的职业和身份转换。

　　九十年代初期我们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在出口创汇总额中，在上交国家税负总额中都占1/3以上，当时健在的评价说三分天下有其一，就是乡镇企业。但由于我们的知识现状，我们仍强加了农民这一身份壁垒。我们甚至给农民一个说法儿，“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我们的知识甚至宣称这是中国农民的制度创新。这种“逆城市化”的识见给我们今天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留下一个弊端，我们今天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化问题之所以如此艰难和我们城市不足密切相关?全面地考察当代知识的现实作用不是本文的任务，千言万语，一句话，不是我们的资源出现了瓶颈，是我们的思想出现了瓶颈。

　　我国的现代化可以是几代人的事，但每一代人都有着他们对现代化的追求、梦想。服务于现代转型的知识不能无视这一梦想，不能无视生命的权利。但愿我们不再伤感于知识的低能——“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但愿我们的思想中有着给人希望、信心的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