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报纸一座丰碑——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碑文读后感

　　报人碧血染清漳，麻田屹立忠魂碑。为了永远纪念新主义时期太行新闻界的先烈，1986年5月28日，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在左权县麻田正式落成。

　　纪念碑的碑体为四方形，其正面镌刻着杨尚昆同志1985年3月的亲笔题词，“太行新闻烈士永垂不朽”。左侧面镌刻何云同志简历碑文，右侧面镌刻着陆定一同志题词，“一九四二年五月，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等四十余位同志壮烈牺牲。烈士们永垂不朽。”碑体的背面，镌刻着何云、李竹如等五十七位太行新闻烈士的名字。碑体下面的基座上，镌刻着一篇短文，对在战争期间积劳病故的同志们，也表示深切的怀念。

　　太行新闻人的英雄事迹已铸成一座精神丰碑。丰碑耀太行，那段红色历史永远让后人仰望、追忆，并给予前行的精神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为打破敌人，加强抗日宣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决定，在敌后太行山区创办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何云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几经筹备，1939年1月，《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山西沁县后沟村创刊。随着战事变化，报社辗转多处，1940年底，报社全部机构和人员进驻辽县（今左权县）。1943年10月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改太行版，为太行区党委机关报。

　　报纸创刊初期，人员紧缺，物资匮乏，办报难度大。面对困难，何云这样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什么事要靠人去开拓，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战胜它。”为解决业务人员紧缺问题，何云组织招收青年知识分子，举办新闻记者训练班，亲自授课，从理论讲授编稿、划版、校对等内容到实践办报操作，从组建编辑队伍到鼓励印刷工以师带徒，发展印刷工人，一支华北敌后“新华军”在逐渐壮大。由于敌人经济封锁，制版印刷设备严重缺乏，为了如期出报，何云号召人员自力更生，上山砍松脂，自制油墨，下乡收麻头、破布、烂鞋，碾浆造纸。为了提高报纸制版质量，改进制版工艺，创造出“半铅模、手制打纸版的大刷子和土纸打版的简易办法”。用木刻代替照相制版，保证字体清晰美观。

　　在反“扫荡”战争环境中，报社经常转移，印刷设备笨重，不能随身携带，“战斗再紧张，环境再恶劣，也要让根据地军民看到报纸”的强力使命感促使报社人员在何云组织下，制造了小型轻便的制版印刷设备，组成了只需三四匹骡子即可驮运的“报馆”。反“扫荡”转移过程中，“背起报馆打游击”，人员组成连队，一手拿枪，一手拿笔，一面打游击，一面出版报纸，日夜战斗在火线上。尽管炮火连天，环境险恶，《新华日报》华北版从未中断，创造了“铅字与共鸣，笔杆与枪杆齐飞”的战斗奇迹。

　　为了开拓华北新闻文化事业，把《新华日报》华北版真正办成全华北性的机关报，成为华北新闻文化事业中心，何云主持制订了《本报特约通讯员工作条例》，组织华北通讯网。在敌后地区的通讯员，最高峰时期增到百人，遍布华北各地。同时，《新华日报》华北版还派出业务骨干支援华北各根据地筹办当地报社和通讯社。“请看看太行山，河北平原的冀中、冀南、冀鲁豫、山东各战略区的任何一个报纸，哪一个不是小新华日报，而且这些小新华日报，随着根据地各种工作的进步，不仅形式是小新华日报了，而且内容也小新华日报了。”随着工作的开展，报社业务扩大了，由最初单纯的报纸业务发展为报纸、丛书、地图编辑出版发行，还组建了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抗战生活杂志社，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北方办事处等机构。1942年5月，何云牺牲后，杨尚昆评价说：“《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创办的时候，一切设备不完全，只有一架破烂的机器和一副老五号的铅字，既无铜模又无铸字炉，粗陋之，可以想见。在何云同志策划下，三年多来已成为敌后华北唯一规模宏大的机构，这种克服困难辛苦缔造的精神，是我们应当学习的。”

　　《新华日报》华北版从创刊至1943年9月29日终刊，共896期，其间增出捷报15期，出战时铅印4期，油印47期。出报四年九个月中，从隔日版到日版，无论铅印还是油印，无论四开四版，还是小型八开，始终像一面战旗高高飘扬在华北敌后战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华北军民抗战成果、英勇事迹和根据地建设成就；抨击日伪暴行和阴谋；揭露统一战线内的妥协、倾向；号召民众支持和参与抗日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报道国内外大事等等，像一台红色播种机，深入广大军民中，深入敌伪心脏，传到大后方，传向全世界，在宣传和组织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充分反映华北敌后军民浴血奋战的模范战例和英雄事迹，给军民以抗战的信心和勇气，成为“华北抗战的向导”“协调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前进的号角”。如：1940年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粉碎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何云和一批记者辗转在2500公里的战线上跟踪采访，及时报道宣传“百团大战”的辉煌战绩和重大意义，鼓励人民踊跃参战，粉碎敌人“囚笼政策”；号召军民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以扩大根据地等等，为凝聚民心，打击敌人摇旗呐喊，大快人心。一次次模范战例的及时报道，普遍深入地反映了华北的抗战情形。

　　为了加强对占领区的统治，日军加强思想攻势，开展奴化教育，宣传侵华的合理性。面对敌伪歪曲的宣传，华北新华日报社单独出版《中国人》周刊，八开小报，散发敌占区和游击区，和敌伪开展宣传战。李大章在《庆祝新华日报华北版成立一周年》的文章中写道：“你是华北人民的喉舌......不管敌寇汉奸如何武断宣传，任意曲解或花言巧语的狂吠，但你都可以替人民申辩，，揭穿敌伪的一切胡语，没有你，华北人民将是‘哑巴 ’，敌伪将随便狂吠。”

　　为了揭露日伪军在各抗日根据地连续不断的“扫荡”“围攻”中强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报纸刊登的《这就是“王道乐土”——晋中惨状目击记》等大篇幅的通讯，笔锋犀利，“一颗铅字，一粒”，瞄准敌人的胸膛，揭露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投降的危机，报纸一方面进行连续的揭露和声讨，以敲响警钟，一面对坚持抗战的军进行专访，积极宣传报道；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不仅是反映，更重要的是指导”。读者称赞：“你就在每每碰到国际局势有大大小小的变化时，一定能加以分析，并指陈了中国应采取的方针。”还有的读者说：“华北《新华日报》变成了我们的救星，谁都在盼望它早日刊登。”

　　报纸是对敌斗争的一种特殊武器，敌后办报，就是一种特殊的战争。《新华日报》华北版擎起了坚持华北抗战，团结广大军民和各界人士的战斗旗帜，文旗如战鼓，使敌人恨之入骨，闻之胆丧。日军多次“扫荡”，企图摧毁这座屹立在敌人后方的文化堡垒。1940年冬季，各色各样的敌伪报纸，大肆吹嘘《新华日报》华北版在“扫荡”中已被“毁灭”。然而在敌人“扫荡”的炮火中，《新华日报》华北版始终不断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成为抗战最有力的新闻媒介。

　　抗日战争时期，左权县是八路军总部、中央北方局、《新华日报》华北版等150余个党政军学首脑机关的长期驻扎地，成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是华北敌后抗战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日伪侵略军惊呼这里是“繁殖游击战争的基地”。1942年春，日军调集1万多兵力对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后，5月，又调集重兵，对太行区北部进行了最疯狂的“铁壁合围”和“篦梳式”的反复“扫荡”，《新华日报》华北版遭受了严重损失。何云、黄君珏等40多位同志壮烈殉国。一个个铮铮铁骨的形象，犹如一座座丰碑耸立在太行山上。

　　5月24日佛晓，何云获悉日军奔袭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和《新华日报》华北版驻地山庄的情报后，率队背起“报馆”，立即转移，后化整为零，分散突围。5月27日，何云率领身边的人员，转移至辽县（今左权县）大羊角附近，当晚架起电台，收听延安新华社电讯，亲自撰写稿件，计划出版战讯。5月28日黎明，日军开始“篦梳式”搜山，何云等不顾个人安危，还是继续紧张地收听延安党中央的声音，及至收听完电讯准备转移时，已被敌人紧紧包围，处境险恶，遂命令身边同志：“留下最后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决不当俘虏！”不幸被敌人发现，中弹昏倒在地。医生赶来抢救，何云说：“我的伤不很重，快去抢救倒在那边的同志吧！”等医生再返回抢救何云时，他已流尽最后一滴血。

　　报社总会计兼管委会秘书主任黄君珏1942年初分娩三天后，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就投入工作。6月2日，黄君珏、韩医生和年仅16岁电务科译电员王健，隐蔽在庄子岭附近的山洞里，百余敌人围攻搜山，她们沉着应战。傍晚，外面的枪声渐稀，狡猾的敌人悄悄逼近山洞，在洞顶用绳索捆着柴草，系下逼近洞口燃烧，浓烟烈火冲进洞内，黄君珏预感突围不成，宁死不屈，冲出洞外，向敌人连续射击，然后纵身跳下悬崖，壮烈殉国。韩医生和王健也不忍受辱，惨遭敌人杀害。“凤凰涅槃望苍生，浴火重生铸丰碑”，这就是三位新华女杰。

　　22岁的青年诗人高咏是国际新闻社特派员，身背反映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的长篇诗稿——《漳河牧歌传》投入战斗，不幸身陷重围，赤手空拳同敌人逼近的刺刀顽强抵抗，最终血染诗稿，长眠太行。在这次反“扫荡”中，牺牲的还有机要员、管理员、印刷工人和炊事员等，年龄最大的炊事员牟忠衡50岁，年龄最小的勤务员魏天文13岁。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一个个年轻的新闻人用满腔热血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乃至世界新闻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战凯歌。

　　昔日先烈疆场洒热血，今朝后人碑前缅英怀。今天，在中国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站在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前，敬读碑文，读出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读出了一代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更读出了一种前行的力量，一种为实现中国党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山西省左权县史志研究室 张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