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马家辉《大叔》：关于家与行走的漫漫记忆

新书｜马家辉《大叔》：关于家与行走的漫漫记忆说三道四的近义词 最近，马家辉的随笔集《大叔：我们终于可以聊聊走过的路》出版。马家辉在微博上称：“这本书面世的时候，我即将迈入五十九岁，而收录在书里的小散文，写作时间横跨三十五至五十六岁，那时

最近，马家辉的随笔集《大叔：我们终于可以聊聊走过的路》出版。马家辉在微博上称：“这本书面世的时候，我即将迈入五十九岁，而收录在书里的小散文，写作时间横跨三十五至五十六岁，那时候，确实是大叔。《大叔》本该在五十七岁那年出版，却因诸种原因，延至今年，又刚好在我生日来临前印好，隐隐似岁月之神送来的一片生日蛋糕，让我品尝。然后，神说：‘吃过了，抹抺嘴，我带你走向六十，不做大叔，转做大爷。相信我，别有一番好滋味。’”

马家辉

整本书的写作从“家”开始，在《大叔》的开篇马家辉就分享自己小时候爸妈之间的“口角之战”，导致妈妈离家出走，坦露自己小时候对于外公外婆舅舅借住在家里的不解。以及成年后对“家”的理解和珍视。

马家辉分享他心中最难忘的经历，是有一年，一家人——马家辉和父母姊妹，太太小孩，一起去曼谷旅行，一起在一个地方住了一个星期，每天吃喝玩乐打麻将，一家人打牌、聊天……那几天的美好而平凡的家庭聚会成为他印象最深刻的经历。

马家辉在书中写及香港有所谓“狮子山下精神”，意指具备刻苦耐劳的拼搏精神，而且懂得灵活变通，马家辉也认为，“狮子山下精神”的另一项关键元素是重视家庭，即 “顾家”。

多年以来，马家辉笔下的题材很多是生活，自己的生活，别人的生活，他用散文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时代。

1963年，马家辉生于香港湾仔。在《大叔》中，马家辉多次强调香港对他的影响。

他谈到，自1841年以来，一代又一代香港人因为不同理由从四面八方移居至此。在“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里求生存，觅生路。所以香港人的刻苦耐劳成就了香港的经济和社会成就。除了这些繁华，马家辉说香港精神还在于享受平常。他说如果从演艺界找寻一位“香港之子”，首选就是周润发。周润发虽已是闪亮巨星，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搭地铁随处走、蹲在大排档打边炉、穿着拖鞋到九龙城买菜、排队看病等，过着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他说，“香港是容得下平常心的城市，繁华仍未过尽，却已享受平常，如周润发，正是香港精神的最佳映照。”

《大叔》是马家辉在中年之际写下的散文集，也是关于家与行走的漫漫记忆。生活、爱情、旅行、人物品评等主题贯穿于写作中，《大叔》的最后一部分“银幕记忆”中，他也为张国荣、杨德昌、周润发、李安、胡金铨等留下“人物侧写”，今年的4月1日，是张国荣逝世19周年纪念日，《大叔》中，以《疗愈系的张国荣》为题，马家辉写了自己眼中的张国荣。

摄影师夏永康镜头下的张国荣

《疗愈系的张国荣》

怀念

前两天，在香港，“愚人节”几乎变成“哥哥节”，排山倒海的张国荣，照片、视频、文字，十几年前的心碎和噩梦，今天仍然刺痛和惊吓着许许多多人。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脱离时间而存在的一种真空状态，仿佛飘浮在月球表面，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随时随地都在。张国荣当年的纵身一跳，不是坠楼，只是跃进了经典银河，定格在里面，供我们无限仰望。

诸照片里，有一种是三十年前的《号外》封面，刘天兰负责的造型设计，张国荣侧坐眺望远方，纯白的背景，似无翼的天使。该期专辑里有许多照片，主打怀旧风，不少是黑白和泛黄的，其中一张是他的半身近照，回眸望向镜头，看起来非常眼熟。

刘天兰抓住了他的英俊长相，透过造型，透过照片，让两人穿越时空而诡异相遇，既跟他开了玩笑，也戏弄了一去便决绝地不回头的时间。

是的，时间。今年悼念张国荣的气氛似乎特别浓烈，当然是对他致敬，却亦可能跟大家急欲回头缅怀那些美好岁月隐隐有关。

时代越是仓皇，难免越想在已被定义的昔日时光里找寻慰藉。那些年，仿佛所有理想即使尚未达成但亦必在前头等待，等我们去追，等我们去盼，等我们朝着目标或快或慢地前行摸索。我们的风继续吹，我们的不羁的风，俊男美女和金玉满堂，像闪闪发光的珠宝在香港的夜空上搁着、晃着，伸手碰不到，但至少能够看见，看见已是满足。

悼念张国荣以至所有人或事物，越来越有疗愈效果。在焦躁的时候，只好想象昔日曾有的点点星光，否则，日子怎么熬得下去？

同代人

怀念张国荣，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想必有很不一样的意义。六十五岁以上的人看张先生，隔了一代，对于张国荣离世的记忆与感受，与其说是哀恸，不如说是深深的惋惜和感慨：“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一位明星的起落明喻着生命无常，没有永恒的璀璨，没有永远的不朽，生命如是，不管是否自断自绝，死亡就在前头，谁都一样。张国荣的荣耀与努力跟他们隔了一层，不在他们的偶像名单里面，故充其量只有悲，没有恸。

三十五岁以下的人呢，张国荣之于他们确是偶像，也就只能是偶像，因为亦是隔了一代，在成长的路程里，张先生已经是天上的耀目亮星，抬头仰望，远远的，像周刊、报纸和童话书里的传奇，看的听的都是对岸的故事，甚至是历史。从他们懂事以来，张国荣已经是张国荣，不是其他，而到了二〇〇三年，存在的张国荣变成不存在的张国荣，死了一位明星，名人榜里失去了一个名字。他们伤心难过，却仍只等同于对人世灾难的诸般伤心难过。

至于在这两个年龄层中间的那一群，亦即跟张先生差不多同岁的那群善男子、善女子，由于跟他一起度过香港的辉煌年月，一起成长，一起打拼，一起见证路途上的种种不平与挫败、挣扎与成绩，张国荣之逝遂如同自身的离散崩坏，那种惊吓与惶恐，虽非确确实实地“切肤”，却是确确切切的痛楚。怎么会这样呢？不应该是这样的。当他跳楼自杀的消息传来并被确认，忽然间，像惯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套，像一同出发的旅者忽然少了一人，下车了，或迷途了，召唤不回来，像一位极熟悉的朋友完全失去联络，留下悬疑，留下担心，生者唯一能做的事是尽快接受事实，然后慢慢去习惯事实，承认它，却又惦挂他。

对这一群人来说，张国荣之成为“张国荣”是一段缓慢的养成历程，由默默无闻到大红大紫，由落后于陈百强的“下把”变成香港演艺精神的代表，付出了也收获了，具体而微地映射着这一群人的乐观信念。他美，他爱美，他懂美，他善良，他赞美善良，这一群人看着他变成明星也陪伴他变成明星，他是可以亲近的梦想，在他身上，凝聚了同代人的岁月记忆，以及笑声与眼泪。

而他毕竟说走就走。把同代人舍弃于后，让同代人错愕悲哭，哭他也哭己身之逝。回不去了，张国荣，还有跟他同代的可怜人间。

冲浪者

内地传媒探问，在“后张国荣时代”里，香港乐坛是何景象？

未免说得有点严重，仿佛张国荣在那年代是独领风骚，创造和主控了乐坛盛衰，一人独大，成为他那岁月的堂堂代表。

当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很难由一个人垄断了代表权，所谓时代精神充其量只能透过一个群体予以彰显或索引，群体里的单独个体，各有岗位、各有山头、各有特色，却亦隐隐有互通互近的特征，把所有人合起来观之察之，始可窥见一场时代盛宴的大概轮廓。

所以“后张国荣时代”只具单纯的时间意义，即指“在张国荣去世之后”，亦即二〇〇三年之后，其实时代如果要变，他在不在，都一样，都会变，并不因为失去了张先生便山颓水涸。

张国荣从出道到死亡之间的二十多年，经历了香港乐坛的两个本土化阶段，先是多元，再是北望，都是关键的时代特征。以许冠杰为首的第一拨本土化于七十年代末已经完成，广东歌正式取代英文歌成为主流，直面本土生活的甜酸苦辣，百无禁忌，替本土认同打下厚实的底子。

然后，香港社会起飞了、香港乐坛也起飞了，一起迈进专业分工的灿烂年华，流行文化产业开始了打造明星的全方位行销策略，影视歌全线发展，替不同的艺人建构不一样的辉煌形象。在此以前的歌星都只是唱唱唱，唱的魅力大于一切，在此以后的歌星则是复合偶像，唱歌虽是本业，但被其他演艺行业的成绩也突出地加了分，像白糖和白奶融在咖啡粉里，怎也分不清楚声音演艺的贡献比例孰轻孰重。

张国荣有成为偶像的所有必需条件，是流行文化产业的宝藏，产业操手亦成功地把他推向亚洲乐坛，他使香港本土升了级，“冲出香港”，让香港乐坛忽然“跟世界接轨”，不让台湾的邓丽君和翁倩玉专美。

再往下走，是跟北方粉丝和大腕的接轨。参演陈凯歌电影是关键的一步，是首次有土生土长的香港歌星在这么严肃和被重视的中国电影里担起重任，偶像北上，他代表香港打了头阵，但这仍是大时代的必然趋势，他站在浪头，躬逢其盛，表现虽好，始终不是浪潮的创造者和发明者，即使当时不是他，亦会有其他的他或她，活在人世的背景里，他是特大号的冲浪者，并非兴风作浪的神话英雄。

别忘了，当时的偶像群体尚有他人。各人头上一片天，谁都霸占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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