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土耳其里拉震荡：消费降级、中产逃离与“苏丹迟暮”

观察｜土耳其里拉震荡：消费降级、中产逃离与“苏丹迟暮”七杀坐命 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乌斯库达尔社区，街头的售货亭前每个下午都会有数十人排起长队，等待新鲜面包的到来。这种政府补贴的“公共面包”（İstanbul Halk Ekmek）价格为1.25

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乌斯库达尔社区，街头的售货亭前每个下午都会有数十人排起长队，等待新鲜面包的到来。这种政府补贴的“公共面包”（İstanbul Halk Ekmek）价格为1.25里拉（约合人民币0.57元），比市面上面包店卖的面包便宜一半。在一个衣食住行都疯狂涨价的年代，如何省下这1.25里拉，成了困扰每个土耳其家庭的难题。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人排队买面包

“现在土耳其的问题是很多人都不开心。”看着眼前这般景象，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26岁土耳其青年欧麦尔计划着一场“逃离”。“以前的土耳其人热情友好，但现在我们的经济压力太大了。”他对（www.thepaper.com）说道。

自从2018年以来，土耳其里拉贬值总是周期性地出现在国际新闻报道中。但从去年11月起，里拉贬值明显恶化，通货膨胀也愈演愈烈。自2021年年初至今，土耳其里拉兑美元贬值了45%以上。虽然土耳其政府1月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去年12月该国的年度通胀率达36%，但反对党认为，实际的通胀率要高过这个数字。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土耳其就已经开始了与巨额债务、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战争，这是一场自2001年以来该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2001年的经济危机期间，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也曾高达54.4%，而正是当年的这场危机将总统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AKP）推向了政治舞台中心。然而，2018年延宕至今的又一次危机，让民众对埃尔多安领导力的信心进一步削弱。

土耳其下一次总统和议会选举定于2023年6月举行，但目前尚不能排除提前大选的可能性。自2019年地方选举正发党丢掉包括伊斯坦布尔在内的重要城市以来，埃尔多安的支持率一直在下滑，但与此同时，反对党的票仓也趋于分散，并没有凝聚力来形成对正发党的强大攻势。在危机推动下，2022年，正发党也许会进入自其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光。然而，土耳其是否走到了另一场政治变革的边缘，仍需拭目以待。

芝麻圈对半卖，菜籽油能求婚

通货膨胀正影响着土耳其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当其冲的便是土耳其人引以为傲的美食。涨价的除了面包，还有芝麻圈（Simit）——埃尔多安早年就曾在伊斯坦布尔的贫困街区摆摊贩卖这种土耳其街头的标志性食物，不过，也许他现在也不知道芝麻圈的价格比当年翻了多少倍。

去年11月，在芝麻圈的价格从2里拉涨到2.5里拉后，土耳其伊兹密尔的一名小贩采取了不同的销售方式：一个圈对半卖。“人们的购买力下降了。人们一直渴望购买一些商品，但他们买不起。因此，我们发起了‘半个芝麻圈’运动。”这名小贩去年11月26日告诉伊兹密尔当地的一家媒体，作为一种对物价上涨的抗议，人们可以在他这里以1.25里拉的价格购买“半个芝麻圈”。

“半个芝麻圈”卖1.25里拉

人们以各种方式消解着这种经济压力。专门记录价格上涨的社交媒体账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还出现了各种调侃的段子。

“他们的大学老师一个月工资7500里拉，但一瓶菜籽油就要300到400里拉，网上还有人嘲讽用菜籽油求婚的。”目前在伊斯坦布尔访学的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段九州告诉，据他感受，肉类、水果等农产品的价格尚可接受，但由于原材料可能需要进口，价格波动最大的是一些轻工业制成品。

更让土耳其人感到心理不平衡的是，由于里拉兑外币汇率暴跌，邻国保加利亚的居民穿越边境来到土耳其“扫货”。圣诞节前夕，土耳其边境的市场和杂货店中挤满了保加利亚购物者。

里拉贬值和通货膨胀的的背后，是埃尔多安一直以来坚持实行的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反的“非正统”经济政策。去年12月，土耳其央行在几个月内连续实施第四次降息，但与此同时，由于能源价格上升和疫情下的全球供应链问题，大多数国家的央行为遏制通胀飙升都在加息。

西方舆论的一种解读将埃尔多安秉持的经济哲学指向了他虔诚的宗教信仰——因为《古兰经》禁止接受和支付利息。“他们抱怨我们一直在降低利率。不要指望我做其他事情，作为一个穆斯林，我将继续按照我们宗教告诉我们的行事。这是命令。”去年12月19日，在埃尔多安说出这样的话后，里拉兑外币汇率应声下跌了12%。

“埃尔多安经济学”的核心观点还认为，里拉贬值是经济封锁的结果，土耳其可以通过放弃优先考虑加息和强劲资本流入的政策，来摆脱对外国资本的依赖。

不过，埃尔多安并非“不懂经济”。事实上，降息手段在20年来已经成了土耳其政府无可争议的经济原则，这种货币政策曾有效推动土耳其经济增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中心博士生郭小里近日在撰文指出，对于正发党政府来说，降低利率是一种“战略设计”。

“通过提供信贷支持和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政府旨在通过对借款人的补贴来刺激土耳其的经济和就业增长。这笔支出不仅促进了土耳其私人投资的建筑行业的兴旺，给建筑业就业带来了很多机会，并显著提振了土耳其的国内生产总值。”郭小里分析认为，“更重要的是，它为正发党带来了很多社会和政治上的关注，并最终促成该党在过去二十年的几乎每次国内选举中获胜。”

但长此以往，政府赤字、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成了土耳其经济难以摆脱的痼疾。为应对高通胀，土耳其央行曾连续加息，但经济出现了负增长，这令埃尔多安难以接受。仅在去年一年，埃尔多安就解雇了3名与之意见相左的央行行长。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青年研究员邹志强此前向指出，“总体上，埃尔多安一直希望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既控制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又维持经济增长，不让经济数据太难看以至于影响其执政地位。”

“年轻人没有希望”

埃尔多安一再表示，假使里拉贬值，土耳其的出口商品价格会被压低，这会刺激外国消费者购买。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奏效。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去年11月虽然警告了土耳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风险，但仍以国内需求反弹和出口强劲为由，将对其2021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由5.5%上调至了9%。

然而，土耳其正在为这样的增长数据付出沉重代价。《金融时报》报道称，由于物价快速增长，土耳其2021年的实际工资水平（按美元计算）同比下降27%。为了抵消这一影响，土耳其政府决定自2022年1月1日期将最低工资提高50%，一些国有企业也被迫尝试出手控制物价，但这些都导致了财政赤字增加，进一步加大了通胀压力。

“土耳其的工业基础其实不错，确实是中东国家中比较好的，但是还没有达到一种普惠的状态，一小部分人确实是赚钱的，但是老百姓的平均收入还不是很多。一些跟政府关系比较好的大商人还在持续地赚外汇，因为他们在搞进出口和贸易，有美元收入，但是普通老百姓还是直接用里拉结算的，他们的收入购买力非常低。”段九州表示，“未来可能会出现民众返贫的问题。”

伊斯坦布尔老城，卖大饼的店铺 记者 喻晓璇 图

从事房地产中介工作的欧麦尔怀念起从前的日子。他自称虽然“赚的钱比普通人多一些”，但“钱对自己来说不是最重要的”。经济压力加剧了土耳其的社会矛盾，“一出门，大街小巷都会碰到一些人吵架。”欧麦尔坦言，自己目前想要移居加拿大生活。

“想要离开的人特别多，尤其是年轻人，年轻人已经没有希望了。”欧麦尔说道。

由于经济动荡和生活水平下降，土耳其正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问题。根据土耳其统计研究所的数据，土耳其2019年的移民人数较前一年相比增加了2%，所有移民者中约有40.8%的年龄在20岁至34岁之间。伊斯坦布尔政治研究所执行主任塞壬·赛尔文·科尔克马兹认为，年轻人离开土耳其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工作条件、生活水平和更大的社会自由。

“土耳其中产阶级‘外逃’的现象还挺严重的。”段九州也表示，“很多会技术的，比如医生、护士、技术工人都在学德语，想去欧洲，一些学术界的人也对我表示过想要到中国来工作，因为在土耳其看不到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经济状况并不算土耳其历史上最糟的，在2001年的经济危机期间，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也曾高达54.4%。就在土耳其人对主流政党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初出茅庐的正发党赢得了2002年的大选。2003年，已是总理的埃尔多安启动“土耳其私有化战略”，私人投资和外资流入大幅增加，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不过，对于像欧麦尔这样二三十岁的年轻选民来说，他们对埃尔多安前十年执政期土耳其经济复苏的历史并无太多记忆，却对他执政第二个十年中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印象深刻。与正发党上台时的2002年不同，当时埃尔多安的崛起代表着政府与系统性腐败和经济停滞的决裂，但如今的“Z世代”似乎更倾向于将他们的困境归咎于政府。

67岁的埃尔多安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赢得年轻人认可的重要性。去年11月，他在一场青年活动上说道，“下一次选举的关键是我们的青年，而不是这个或那个政党。”近一段时间，正发党也开始利用TikTok这样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平台。法新社报道称，正发党甚至还汇编了一份旨在教授“党干部如何有效利用数字技术并与年轻人交流”的报告。

不过事实证明，年轻选民的心是难以捉摸的，这一点也不仅针对正发党。根据民意调查机构“土耳其报告”（Türkiye Raporu）对土耳其81个省3000名年轻人的调查，58%的土耳其年轻人表示，为了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社会”，他们不愿加入任何政党或政治运动。

“我对未来感到十分悲观。”20岁的医学系大学生居雷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他对所有的政党都持怀疑态度，“我们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国家。别说我不知道我毕业后会怎样，我连五个月后会发生什么都不确定。”

“他们也知道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有点像回到上世纪90年代特别乱的那种时候，政治家之间有可能发生非常血腥的斗争，暗杀、暴恐这样的事件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明年一年（大选期间）可能会出很多大事。”段九州也说道。

埃尔多安基本盘仍在

如今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9年来的最高点，严重损害了工人群体和中下层民众的利益——而这些群体正是正发党传统上的票仓。土耳其民意调查机构Metropoll 1月的最新调查显示，埃尔多安的支持率跌至了38.6%，是20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博斯普鲁斯海峡，飘扬的土耳其国旗 记者 喻晓璇 图

在埃尔多安的家乡——黑海沿岸的小城里兹（Rize），化肥和原材料成本的上涨严重影响了地区主要经济作物茶叶的种植。在像里兹这样保守、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地区，埃尔多安的画像无处不在，然而经济危机正让“里兹的儿子”在这里失去支持。

在正发党的另一个“堡垒”——土耳其内陆保守地带中心的工业城市科尼亚（Konya，科尼亚省首府），工人、农民和学生也在感叹物价上涨和就业机会减少。据路透社报道，在2018年的总统大选中，埃尔多安在科尼亚省赢得了75%的选票，正发党在该省的支持率在所有81个省份中是第二高的，但是这种主导地位当下或许已经出现了动摇。

不过，埃尔多安并不如许多西方分析者预测的那般“落魄”。在路透社的报道中，尽管埃尔多安的支持者们抱怨着度日艰难，许多人仍然表达了在下一次大选中对总统的坚定支持。

欧麦尔也讲述了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大概两个月前，欧麦尔帮一位中国客户租了一架飞往美国的私人飞机，临行前客户请欧麦尔和飞机的主人在伊斯坦布尔一间颇有名气的餐厅吃饭。谈笑间，众人谈起了埃尔多安的未来，这位中国客户认为，2023年埃尔多安还会继续连任，但欧麦尔和其他人都坚称“不可能”。于是，大家叫来了餐厅的服务员，询问他是否继续支持埃尔多安，但令欧麦尔没想到的是，服务员不假思索地说：“当然。”

“我从那天起就觉得没希望了。”欧麦尔半开玩笑地说道。

“土耳其现在整体的氛围比较撕裂，反对埃尔多安的声音越来越集中了，可能反对党会大抱团。”段九州指出，“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埃尔多安在民众当中的基本盘也挺稳固的，因为之前从正发党分出去的那些人其实并没有分掉太多的票，他们都变成了非常小的党，所以正发党的基础还是稳固的。”

对于正发党的保守派支持者来说，埃尔多安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领导人，他提升了土耳其的国际形象，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提供了更好的医疗服务，让土耳其掀起基建浪潮，取消了戴头巾的限制，还让土耳其人“勇敢地面对以色列”。

Metropoll的民调数据显示，正发党的支持率为23.9%，仍然位列第一，但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的支持率已经升至20.3%。

Metropoll的民调数据显示，AKP的支持率为23.9%，CHP的支持率为20.3%

未来几个月，反对党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团结起来瓦解正发党的票仓。他们还要在包括共和人民党在内的政党联盟中推选出一名候选人。虽然共和人民党领导人凯末尔·科勒驰达奥卢表示有兴趣参加选举，但舆论更多认为，最有可能被推出的候选人是两年前从正发党手边夺下伊斯坦布尔市长之位的伊马姆奥卢。无独有偶，多年前，埃尔多安也是从伊斯坦布尔市长的位置开启了土耳其的时代。

“伊马姆奥卢非常受欢迎，几乎就像摇滚明星一样。”土耳其萨班奇大学政治学家伯克·埃森对《外交政策》表示。不过，欧麦尔并不看好这位“明星市长”，“很多年轻人都喜欢伊马姆奥卢，但是我觉得他也没有那么踏实，对我来说他当上市长之后没有什么作为。我也不相信共和人民党有能力管理国家。土耳其的政治问题是目前没有一个比较靠谱的反对党。”

根据去年12月的民意调查，土耳其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是安卡拉市长，同样来自共和人民党的曼苏尔·亚瓦什，这也与欧麦尔的预期相符。在该调查中，伊马姆奥卢排名第二，而埃尔多安仅排名第四。

“自2018年土耳其经济危机之后的事态发展都表明，埃尔多安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是一位‘迟暮的苏丹’（A sultan in autumn）了。”土耳其裔历史学家、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土耳其研究项目主任索内尔·恰普塔伊对路透社如此形容埃尔多安。

这位67岁领导人的健康问题也引发了外界关注。一直以来，埃尔多安以口才犀利而为人所知，但在过去的一年里，他有时在演说时显得疲惫，还被捕捉到在镜头前打瞌睡。

此前多次有报道称，为了争夺有利时机，埃尔多安可能会推动在今年提前大选。但就目前来看，由于经济问题尚未解决，提前大选并不是正发党的最优选择。埃森认为，倘若提前大选，可能是在经济稳定下来后，但必须要在反对党成功吸引大批选民之前。

“提高最低工资等一些最新政策，必须首先看到成效，才能成为埃尔多安提前大选的助推因素。”埃森认为，“不过，他等待的时间越长，反对党的机会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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