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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的细节②|如何提高女性生育意愿?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

【编者按】

2011年至今,我国生育政策已从“双独二孩”发展到“全面三孩”。历经10年嬗变,“让不让生”已不再是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想不想生”和“生了怎么养”。

回顾政策历程,10年间,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开“三孩”,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决心。事实上,生育背后还有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相互牵扯,“说生就生”并不容易。

基于此,推出“生育的细节”系列报道,精选国内外新刊发的人口研究,将后人口转型时期人们的生育决策及行为置于“显微镜”下,以人为本,探究细节。

今天,本系列推出第二篇,聚焦女性生育意愿。“教育”真的会抑制生育吗?

20世纪末以来,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为特征的“后人口转变时期”,提高生育率迫在眉睫。不同于以往“教育抑制生育”的观点,一项新研究发现,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提高女性生育意愿的重要途径。

今年7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CCDC weekly》)刊发了上述研究,题为《Trend and Factors of Population Fertility Cha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and Education — China, 1949–2020》(《从经济和教育角度看中国人口生育率变化趋势和因素(1949-2020)》)。该文的三位作者为均来自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及北京大学-亚太经合组织健康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助理教授、研究员郭超为本文通讯作者。

受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历史等多众多因素的直接影响,中国人口生育率呈现波动式下降的趋势。该研究利用现有文献和对省级纵向数据的分析,探讨了经济和教育对人口生育率的影响。

建国来中国粗出生率整体下降,与GDP增长呈反比

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和省级统计局的《中国统计年鉴》。研究基于中国的粗出生率(1949年至2020年)和国内生产总值(1952年至2020年),分析了国内生育率与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并进一步描述了不同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粗出生率发展趋势。

研究构建了2002-2019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PLADs)面板数据库,包括粗出生率(%)、国内生产总值(千亿元)、人均受教育年限(年)和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性别比例(女性=100)、城镇人口密度(100人/km2)、城镇化率(%)、城镇登记失业率(%)、老年抚养比(%)、劳动力比例(总人口=1)、平均家庭规模(人)。

基于面板数据,采用固定影响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以粗出生率为预测变量,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受教育年限和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为解释变量,上述其他指标为控制变量。

图1. 中国粗出生率 (1949-2020) 和中国 GDP (1952-2020) 的变化。缩写:CBR=粗出生率,GDP=国内生产总值。图源:论文附图

图1显示了经济和生育率的长期变化。在国家层面,1949 年至 2020 年中国粗出生率总体下降,这与国内生产总值总体增长成反比。从地区层面来看,如图2,自1949年以来,4个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粗出生率也呈现出与经济因素(国内生产总值)相反的分布格局。然而,东北地区自2014年以来,既呈现出经济活动减少,也呈现出生育率下降。

图 2. 中国4个地区的出生率变化(1949-2019)和中国4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1952-2020)变化。缩写:CBR=粗出生率,GDP=国内生产总值。图源:论文附图

研究发现,基于固定影响模型,在控制多个协变量后,国内生产总值对粗出生率呈显著正向影响(系数=0.045,P<0.001),即经济确实对提高生育率起到了作用。

也就说,尽管国内生产总值和出生率的发展趋势相反,但经济仍在提高生育率方面发挥了作用。

对此,研究者分析道,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宏观经济指标,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人口生育率。两者呈正相关的可能原因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发展提高了育龄夫妇抚养孩子的能力,为更多子女提供了保障;第二,经济发展通常提高了教育水平,这可能会增进性别平等,并在夫妻间更好的分配育儿责任,女性生育将有更多激励;第三,地区间存在“粗出生率补偿”(“CBR offset”),即不同生育率地区之间的补偿和平衡。例如,中国城乡分化影响生育率,城市经济发展刺激生育率上升,而农村经济发展降低生育率。

受教育程度最高和最低的夫妇更愿意生孩子

在教育对生育的影响方面,研究发现虽然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生育率呈负相关,但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与生育率呈正相关。

人们普遍认为,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生育率下降。自20世纪初首次观察到这一现象以来,教育就往往与生育率下降有关。关于生育成本和收益的理论有助于解释这种抑制机制,即随着育龄夫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由于每个孩子可获得的资源的增加,子女数量往往减少。然而,根据人群特征细分后,结论出现差异。受教育程度最高和最低的夫妇往往更愿意生孩子。

在本研究中,数据分析发现,虽然人均受教育年限对粗出生率有负面影响(系数=–0.945,P<0.001),但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对粗出生率有显着的正面影响(系数=0.085,P=0.004)。研究者认为,这表明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对生育率产生了分段影响。

研究者分析,一般而言,群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与经济增长有关,这也伴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发展渠道的拥塞。与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相比,竞争性的发展环境增加了生育的机会成本和生育压力,导致女性生育意愿下降。

但是,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这种“教育抑制生育”现象开始消失。这可能是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普及代表着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资源日益丰富。在这些社会发展条件下,高等教育群体率先突破资源限制。他们更可能拥有平等的夫妻关系、丰厚的收入和多样化的社会保障资源。这些保障机制为育龄妇女提供了更多的生育保障,因为分娩费用和风险都在降低。

因此研究者提出,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提高人口整体受教育水平,是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政策方向。

研究者表示,鉴于中国后人口转型期生育率持续偏低的紧迫性,本研究为中国制定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促进经济发展、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提高女性生育意愿和生育率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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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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