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专访｜COP26政策官员：能源困境的出路在哪？

澎湃专访｜COP26政策官员：能源困境的出路在哪？庐州月下载 各国领导人短暂聚首格拉斯哥，象征性探讨气候变化后匆匆散场。此时，北半球的人们正在为一个漫长、寒冷和昂贵的冬天做准备。飙升的天然气价格、紧张的电力供应引发全球能源市场

各国领导人短暂聚首格拉斯哥，象征性探讨气候变化后匆匆散场。此时，北半球的人们正在为一个漫长、寒冷和昂贵的冬天做准备。飙升的天然气价格、紧张的电力供应引发全球能源市场的连锁反应，随凛冬而来的危机感，提醒人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的重要性。

“我们希望在COP26上达成很多共识，有两个问题尤为重要，一个是新的国际规范，每个国家都应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另一个是加快气候治理行动的实际合作，希望能够设定未来10年的合作目标。”COP26政策主题副主任西蒙·夏普（Simon Sharpe）在大会前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此次大会的期待。

夏普在COP26现场参加活动

长期研究气候变化战略的夏普曾担任外交官10年。《巴黎协定》签署前，他在英国外交部领导制定气候变化战略，曾主导由英美中印四国专家参与的气候变化风险独立评估项目。他自2020年1月开始负责COP26中的政策工作，密切关注全球经济中三个主要碳排放部门：能源供应、道路运输、土地利用。

能源部门占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三分之二，减少对化石燃料特别是煤炭的依赖，已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不过，联合国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各国持续计划生产煤、石油与天然气，产量严重超标，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依旧未变。

11月4日，COP26主席夏尔马（Alok Sharma）在大会上宣布了新的全球清洁能源转型声明，承诺主要经济体到2030年，其他国家到2040年结束煤炭投资、扩大清洁能源规模、实现公正转型并逐步淘汰煤炭。

为融入转型大潮，一些政府和投资者正在试图加速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其间暴露的能源供应脆弱性却在不断敲响警钟。夏普指出，若要尽量降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必须用正确的方式设计电力市场，各国应该互相合作和帮助，重新设计市场、制定碳价，签订可再生能源的长期契约等。

COP26领导人峰会散场，艰难的谈判才真正开始，技术专家和政府官员将为“拯救人类”的行动展开讨论并做出承诺，各方利益牵扯其中，最终答卷难料。

“科学不言自明，没有人可以针对科学进行谈判。” 夏普说。

夏普在COP26现场参加活动

能源危机何解

：今年COP26大会上能源是一个重要话题。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和电价飙升，原因是什么？与能源转型过快是否有关？

夏普：我认为，欧洲能源价格上升与可再生能源无关，而是与化石燃料的价格，尤其是天然气价格的波动有关，根本原因是欧洲的冬天比往常更长、更寒冷，消耗了大量天然气储备。紧接着，美国迎来了一场炎热的夏天，他们将一部分天然气用作空调制冷，储备进一步下降。同时，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在天然气供应和管道输送方面面临一些技术问题。上述所有因素共同推高了天然气的价格。

在英国，40%的能源来自天然气，但海上风电的部署范围也在扩大。最初部署海上风电时，成本约为140磅／兆瓦时，约为普通电力价格的3倍，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很疯狂。10年内，海上风电的成本下降了70%以上，现在大约是40-50磅／兆瓦时，比汽油还便宜。这证实我们需要更快地向清洁能源转型。

：关于电力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能源短缺和气候治理的两难困境，该如何解决？

夏普：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耗总量仍然在快速增长，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但如果试图通过建造新的燃煤发电站来满足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似乎是一个糟糕的选择。最好的方法就是更广范围地使用可再生能源，以更快、更低价地满足不断上升的需求。

当我们接近100%可再生能源发电时，仍然面临技术挑战，除非拥有大量水力发电资源。实际上，中国和英国正在领导一个创新任务，目标是实现能源100%零排放，尽管接近这个目标很难，但对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增加可再生能源的空间很大，要做的就是不断改革电网。

：新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如何在兼顾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投资能源转型？

夏普：当我们审视未来趋势时，清洁经济是全球经济中最可预测的趋势之一。电力、交通、建筑、工业、土地等领域的碳排放都必须转型，这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创新始终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以天然气和原油为例，因为挥发性强，可能就会变得极其昂贵，对国际收支不利。想象一下，如果不是把所有钱都花在购买石油，而是用于电池生产上，这将更安全并且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因此新能源转型不仅不会影响经济，反而会产生更多收益。

：可持续交通是绿色能源转型的核心，但经济领域的一些专家认为发展电动汽车并不是目前有限财政资源的最明智使用方式。能源转型是否应该设置优先级？

夏普：随着低碳转型的深入，可以发现电动汽车可以创造经济利益，推动创新、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可以类比的最强有力证据就是电力，可再生能源为我们提供了低价电力，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反观煤炭行业，百万就业岗位遭削减后，煤炭电力也逐渐变得更加昂贵。

在交通运输领域，所有大制造商都在快速转型，他们使用的资金并非政府财政，而是汽车行业的资源。全球价值2万亿美元的汽车行业从销售中获得了如此之高的收益，现在需要将这些钱循环投入到技术研发。政府要做的就是制定汽车行业的新规则，例如15年内零排放汽车完全覆盖市场，美国加州就已经设定目标要求2035年之前实现所有新车零排放。

：如何促进新能源汽车与可再生能源高效协同？

夏普：在公路运输行业，汽车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一市场会快速响应政策信号。目前三个规则制定者就可以覆盖全球一半以上的汽车市场——美国、欧盟、中国。

电动汽车转型，大多数人面临的问题是成本，但实际上，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及风力涡轮机一样，投放越多成本就越低。美国、欧盟、中国如果能利用自身的市场覆盖性去推动全球汽车制造商将投资从汽油车转移到电动汽车上，电动汽车的产量将会飞快上升，成本也会随之下降。因此，大型汽车市场要凝聚力量促使全球转型，让贫困国家也能受益，让他们拥有更便宜的汽车。

我们必须支持各国进行政策改革，在交通领域也是如此，帮助各国部署充电基础设施，并制定自己的监管和基础设施政策。

距1.5°C还有多远

：眼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财政支持，以对抗气候变化。但部分发达国家的援助承诺迟迟没有落实，信任赤字会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怎样的影响？

夏普：在气候治理领域，信任非常重要。回顾过去30年联合国谈判或气候变化的历史，发现不同时期都严重缺乏信任。发达国家特别是七国集团国家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这是一个必须兑现的承诺。

:如何看待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与气候治理合作？

夏普：中美两国拥有强大的市场力量，无论做出何种决定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在过去两年里，我经常被问及是否有可能在地缘政治竞争和产业竞争的背景下进行气候治理合作，其实事实就是在竞争中合作。纵观新能源汽车市场，英国、德国、法国在互相竞争，希望在市场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并不是为了联合起来与中国汽车市场进行竞争。

气候治理中的竞争如同赛跑，当所有人在比赛规则上达成一致，向同一个方向奔跑，那么速度的竞争会促使整体竞技水平提升，气候治理也是如此。如果细化到汽车市场，如果大家都同意朝着普及零排放汽车的方向努力，那就可以在监管标准上划出一条跑道，迫使所有企业参与这场比赛，比赛产生的公共利益就是向零排放运输的快速过渡。

：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在气候治理的同一跑道上了吗？

夏普：我们正在实现这个目标，但情况仍然是复杂的。电力领域的合作与竞争相对领先，但还有许多领域远远落后，例如航空、钢铁、农业等，这些领域的进展较小，治理方式没有迫使所有人行动得足够快。

联合国发起了一项“奔向零碳”（Race to Zero）的全球活动，鼓励企业、城市、区域和投资者等各界领袖，支持健康、具有抵御力的零排放复苏之路。在过去两年里，参与的人数大幅增长，商界和政治界都有这种意愿。与几年前相比，现在人们对快速行动必要性的共识更加强烈。

：此前有英媒披露多国针对减排行动报告游说联合国，国际气候协议多大程度被政治因素左右？

夏普：回溯到5年前签订的《巴黎协定》，那是一份政治协议。之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撰写报告，来阐述气温升幅2摄氏度和1.5摄氏度之间的差别，以及这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意味着什么。可以发现0.5摄氏度的目标差别非常大，升温是一种非线性增长，必须要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

英国2008年制定了到2050年排放量减少80%的目标，但当研究更多科学证据后，意识到要做更多，需要将目标更改为100%，这是英国所做出的决定，也是其他国家得出的结论。中国目标是2060年实现碳中和，G7国家的目标是2050年，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但是6年前我们绝不会想到，全球3/4国家设定净零排放的国家，这6年是科学让大家做出了决策。

:我们距离1.5摄氏度的目标还有多远？

夏普：自1979年瑞士日内瓦召开第一次世界气候变化会议至今已有40多年，40年来全球排放量一直在上升，而我们不断拖延应对气候问题。最初的技术转型起步缓慢，但加速非常快。当我们实施正确的政策时，变化比我们想象中来得更快，太阳能的应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现在设定的目标仍然不够强力，事实上可以比预期行动得更快，所以我们还有希望。各国不仅要制定正确的政策，而且要相互协调努力。

我们的目标是“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1.5摄氏度以下”，这意味着保有将升温限制在1.5摄氏度之内的机会，而不是一个结果。我认为，在格拉斯哥的两周会议中不会真正实际解决任何问题，是朝着1.5摄氏度的目标努力，留存实现目标的机会，不要认为一切为时过晚。我们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政策决定，尤其是美国、欧盟、中国、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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