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康定斯基创作的尾声:细胞、生物结构……
康定斯基是20世纪伟大的艺术家及艺术理论家之一,他与蒙德里安和马列维奇一起,被认为是抽象艺术的主要代表与先驱。康定斯基早期创作受印象派画家的影响,而后放弃了对具象的表现,开始用抽象的形式传达“事物的内在”。繁复的几何形状、华丽躁动的色彩、交错碰撞的线条……这些看似杂乱却富有诗意的要素构成了康定斯基的艺术风格,也对20世纪的现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最后的创作阶段,康定斯基为了摆脱纳粹而搬到巴黎,受当地艺术的熏陶,他的画作传达出一种全新的自由态度。这些作品以诗意的宇宙环境为主题,所谓的“生物形态”似乎也在失重的状态下逐步演变。画家对自己所收藏的科学类书籍里的细胞、生物结构和有机物痴迷不已,于是开始自省,将无限小和无限大结合在一起。
康定斯基
德裔法国雕塑家、画家和诗人让·阿尔普认为, “康定斯基是宇宙的征服者。在他的画中,没有静物的痕迹,只有肆意挥洒的笔触。他从漆黑的睡梦中唤醒了绘画里的重重阴影。”
《任性》 1930年 布面油彩画 高:40.5厘米 宽:56厘米 鹿特丹 博曼斯美术馆
康定斯基在德绍完成的最后一批作品中,这幅名为《任性》(德语称“Launisch”,意为反复无常、异想天开,甚至飘忽或不稳定)的作品别具一格,颇具代表性,表现了一种优雅的失重状态和微妙的幽默感。在两束斜光的照射下,在船首和船尾之间悬着的甲板上漫步的象形小人更强化了这一视觉感受。在画布上,绚丽的色彩、两个圆圈生动的笔触(代表月亮和太阳?)、三角形更加暗淡的笔触(不包括尖角朝下的鲜红色三角形,以及几乎被船首刺破的紫色月牙形),以及梦幻般的语言,无一不让人联想到保罗·克利的艺术原理。一只单线条勾勒的白色海鸥、一条奇怪的卵形鱼、象征着船只前方的海浪的弓形线条、船身上五颜六色的三角旗,以及那座仿佛白垩纪沙漠里幽灵般的城堡,构成了一个幻象:这是克利奥帕特拉在尼罗河上航行的幽灵船。
《轻》 1930年 板面瓷漆画 高:69厘米 宽:48厘米 巴黎 蓬皮杜艺术中心 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
《轻》和《角线》这两幅画创作于1930年,其共同点是:对形态进行了极简处理,省略了多余的细枝末节,保留着向上运动的力量感,同时求得线条和图案之间的平衡。在浅蓝色的背景上,多多少少还可见到具有微调作用的更浅的长线。艺术家(当时还像克利一样尝试了喷涂技术)极为细致地布置了自己绘画语言里的图形元素:线条、圆圈、涡卷状花纹。《轻》似乎像音乐般自带韵律动感,如中断的高音谱号、键盘、口琴,而《角线》则突出了尖锐的特征,像是书法一样,朝上的小三角形增加了视觉上的协同感。当然,看似随性的图案布置并不是巧合,就像《轻》中那条上升线旁边的三条短线,或者《角线》里那条穿过红色圆圈的黑线所表现出的力量感一样。
《角线》 1930年 罗马 国立现代艺术美术馆
德国摄影师卡尔·布劳斯菲尔德(1865—1932)是“新客观主义”的杰出人物,并因1928年出版的《自然界的艺术形式》而闻名。康定斯基很快意识到这些植物形态和结构里蕴含的伟大现代性,还从中找到了植物的图案美和形态美在艺术上的契合点。他买了这位摄影师的书,甚至还复印了一本给他的朋友保罗·克利。本页的摄影作品突出了植物的结构、线条和漩涡形状,不仅展示了植物的特征,而且用曲线和边线勾勒出植物的基本结构,堪比人造形态。
卡尔·布劳斯菲尔德 《飞燕草》 1928年 《自然界的艺术形式》里的摄影作品
在后期的创作中,康定斯基下了同样的功夫。他的作品《条纹》被竖向的黑白长条分隔,更好地表现了图案的上升或下降运动。画里的图形各式各样,有的纤长,有的呈锥状,还有的仿佛在跳舞,并与横条、水滴、音符、圆点、线条相交错,构成了白鹭、吊坠、花彩或螺线。这些和布劳斯菲尔德的植物研究非常相似。这也提醒人们,尽管画家和摄影师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同,但其灵感都源于大自然。
《条纹》 1934年 布面油彩 画高:81厘米宽:100厘米 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
康定斯基喜欢查阅百科全书或生物教材,同时,他对无脊椎海洋动物、变形虫、幼虫、微生物和原始动物的形态也颇感兴趣。在《红结》中,这些新图案的颜色在黑色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画面正中,弯曲的红线与长方形画布上的体型庞大的生物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红结》 1936年 布面油彩 画高:89厘米宽:116厘米 圣保罗·德旺斯梅格基金会
至于《构图IX》,这幅画完美地诠释了马塞尔·布里昂在1960年发表的一篇短文: “人们认为画家正在寻找一种流动性的介质,它好像具有最敏感、最难收放、最费解的形态,可以毫不费力地被肆意发挥。它就像一种被极度稀释的液体,其色彩的明亮程度精妙地让人难以置信。这种‘介质’具有一种重要特性,即不会对观众和绘画形式之间的交流造成任何障碍。”
《构图IX》 1936年 布面油彩 画高:113.5厘米宽:195厘米 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
《随意的形状》诞生于艺术家最“谐谑”、活泼的时期。画中的所有圆圈(彩色锭剂)和纹理细腻的灰色方形都有清晰的边界(这些是包豪斯作品中基本的几何形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曲线飘浮着,跳跃着,在紫红、粉红和黄色形状上重重叠叠。这些形状可以看作是对胚胎的艺术化表达。还有一些形状具有暗示性,其色彩可以称得上是异想天开,这是对胎盘组织照片的重现。显然,喜欢收集医学、动物学和植物学著作的康定斯基对这些照片十分熟悉。
《随意的形状》 1937年 布面油彩 画高:88.9厘米 宽:116.3厘米 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
这种神秘的生物意象可以看作是艺术家的一种乐观主义想法——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复兴和再生是会实现的。自从1933年定居巴黎以来,康定斯基的造型艺术便开始脱胎换骨,他大量借鉴生物的变形,从而回归到了某种形式的自然主义。
《居高临下的曲线》在发白的背景上,朦胧的表面和几何的形状逐渐成形,但所有的一切都被吸入彩色的旋风之中,直指画布的中央。在画面左上角的边线附近,一个黑色矩形——相对于旋风中的物体而言,似乎正在下沉。这样复杂的结构反映了此时康定斯基表达“复调音乐”的愿望。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中,他的作品引入了各种生物图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绘画风格。
《居高临下的曲线》(局部) 1936年 布面油彩画 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
在包豪斯时,康定斯基就从技术专著和百科全书中挑选翻印的图案作为授课材料。在他最后的作品中,我们依然能看到他最爱的几何元素,比如圆形和网格,但这些形状此时让人想到的是改变和新生。我们注意到,画面右侧有一段阶梯,强化了复调音乐游戏的神秘感。阶梯不通往任何地方,也许是上升到更高精神层面的象征。对于康定斯基来说,这幅画是他在巴黎期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蓝色弧形》 1938年 米兰私人收藏
纳粹关闭包豪斯之后,康定斯基搬到了讷伊,开始流连于巴黎的艺术圈。他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让·阿尔普或者胡安·米罗作品中的绘画语言,并成为他们的好友。他独特的宇宙起源理论、细腻的线条、微妙的形状,以及各种动物形象,让他更接近博斯——一位令超现实主义者十分钦佩的画家。在作品《蓝色弧形》的黑色背景上,各种颜色的形状形成对比,变形虫似的形状与画家创作初期经常使用的图案相连。这是艺术家最后十年的作品,正如艺术史学家让-保罗·布永所强调的那样,它 “将渴望转化为身体和精神起点的回归,这个起点既在莫斯科,也在慕尼黑......抽象的起源也许只是追寻起点的另一种形式。”
《甜蜜的契机》 1931年 木板油彩 画高:99.5厘米 宽:99厘米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直到1933年,康定斯基才定居巴黎。不过早在1930年,他就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圆与方”美术展,之后在柏林创作了《甜蜜的契机》。在浅蓝色的背景上,一个金黄色的大矩形熠熠生辉,其上点缀着色彩丰富的圆形和线条。大矩形之中有一个黑色的正方形,里面的“气泡”貌似正在沸腾。此外,画面中心附近的小圆点似乎穿透了画布。灵动的色彩、纯粹几何形状的运用、线条和形状的平衡——所有这一切都像复调音乐一样,将相互冲突的颜色和形状融合在了一起。
《分组》 1937年 布面油彩画 高:146厘米 宽:89厘米 斯德哥尔摩 现代艺术博物馆
1937年的《分组》标志着画家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几乎发展到了不理性程度的有趣本能,以及近乎超现实主义的符号语言,打破了创作的外在理论要求。于是,康定斯基似乎又回归到“浪漫”、甚至有些神秘的趣味中:平静而舒缓的蓝色占据了整个画面,小动物们(如昆虫、甲壳类动物)则无拘无束地游走于其中。
在艺术生涯的前期,康定斯基追求绘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始终以热烈地寻求构造的抽象化为基础。而在巴黎期间,他对绝对透明的征服取代了这种追求。在1940年《再》和1941年《构图》这两幅作品中,画布的表面被随意地划定,上面出现的基本符号不多,有几何形,也有生物形态,似乎在向外辐射。线与线部分重叠,颜色精妙多变,还有波浪形的细网,让它们之间保持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形状和颜色最终会一直遵循某种隐秘的对应关系,其中的复杂性让人联想到阿诺尔德·勋伯格首创的十二音体系(音阶中的十二个音符比重相同,因此也就没有了调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康定斯基是勋伯格坚定的崇拜者。
《再》 1940年 布面油彩画 伯尔尼伯尔尼美术馆
《绽放》 1943年 板面综合媒材 高:42厘米 宽:58厘米 私人收藏
1943年创作的《绽放》,一束巨大的光束从画布顶端照射下来,一轮红日高悬其上;光束左侧,各种不规则形状相互交错,坠入黑色深渊;右侧,两条简单的线条在黑色底上勾勒出双重蔓藤式花纹。画面下方,光束尽头的狭窄“峡谷”中,一尊塑像傲然立在连接左右两团黑色的拱形上。这些几何形状和生物形态组合起来,创造出颇有韵律感的构图,它们似乎是在原始生命力的驱动下,从黑黄色的背景中迸发出来。这是画家最后的作品之一,而要想真实地描述它,就必须记住画家曾在1935年说过的话:“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讲述我的梦。”这一年,他画了一幅铅笔习作,着重突出了线条和不同元素在构图中的分布。虽然这些形状和线条都经过了几何般精密的计算,但赋予画作意义的却是色彩——在特殊光线的照射下,这些色彩似乎得到了升华。实际上,康定斯基曾说过,巴黎的光线“极其丰富”,并让他想起了莫斯科。
《方格丝带》 1944年 布面水粉和油彩画 高:42厘米 宽:58厘米 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
1944年创作的《方格丝带》, 图中的七种元素似乎来自被黑夜笼罩的宇宙冥间,它们一起漂浮在无边的空间里。上升的梯子、变形的棋盘、车轮和辐条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位置;在左边,有一个生物形象和一个蚯蚓形状;右边,有一个粉红色的正方形,还有一个立在微小生物上的狭长尖头形。这些元素的分布既非巧合,也非偶然。不过,尽管这幅画如同数学般严密,但仍是因为色彩才具有了意义。康定斯基曾说过,绘画中,重要的是画家“能够精妙地平衡色彩,并利用一切方法让色彩成为作品诞生时的决定性力量”。
(本文原标题为《生物形态》,全文原刊于纸上美术馆系列《康定斯基:抽象艺术的诞生》,中国国家地理·图书,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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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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