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两性平权的她认为“给女性特殊优待”是对女性的戕害

　　2020年9月18日，美国最高法院官金斯伯格因癌症去世，享年87岁。她去世后，美国三大权力中心——白宫、国会和最高法院都为她降下半旗，她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国会大厦停下灵柩、供公众瞻仰的女性。

　　鲁思·巴德·金斯伯格于1993年由党总统比尔·克林顿提名为官，是继桑德拉·戴·欧康纳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二位女性官，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犹太女性官。

　　《异见时刻：“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官》这个书名，或许会让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困惑。实际上，“声名狼藉”四个字正是金斯伯格的粉丝们对其的爱称。

　　金斯伯格的人生，也是一部女性被社会对待的历史。当她可以站在最高法院的官席上时，始终致力于从司法审视角度建立一个基于男女平等，无歧视、无伤害的联邦社会。

　　金斯伯格出生于1933年，在那个时代，女性的使命仅仅是“做温柔的妻子和无私的母亲”。但金斯伯格的母亲，即使在丈夫生意不景气的情况下，仍然为女儿存够了足够的大学学费，希望女儿能保持独立。

　　金斯伯格面对的世界，并不支持她的独立，即使是考入性别观念最为“正常”的哈佛法学院之后，她作为女生，仍然是学院里“孤单又奇异的存在”。院长甚至曾经问她：如何将自己占据一个本应属于男生的法学院席位一事正当化。在大多数人看来，女性最重要的不是学位，而是嫁给了什么人。

　　即使毕业时取得了第一名的优秀成绩，金斯伯格仍然因为性别原因求职受挫。所幸教授帮忙，让她进入纽约州南区联邦法院担任法官助理。一年后，工作出色的她受邀去瑞典，合著《瑞典民事诉讼法》，这段经历改变了她的一生。

　　60年代初的瑞典，大量女性开始涌入职场，虽然人口总量少，但职业女性数量已超过当时的美国。女性不仅可以工作，还可以反抗不公平待遇，对是否生育也有绝对选择权。即便如此，瑞典女性仍对当时的解放程度不满意，社会中总是会有各种关于男女平等的辩论。金斯伯格在耳濡目染中，不但变得自信，也开始思考美国社会的性别问题。

　　70年代，金斯伯格在供职的罗格斯法学院开设了历史上第一门有关女性的法律课。她也和其他女教授开始联合起来，反抗工资中的“女士折扣”，集体诉讼控告大学在薪酬方面歧视女性，并赢得最终胜利。

　　此后，金斯伯格开始在法律层面上推动平权运动。1971年，最高法院判定：女性在酒吧从事调酒师职位的合法性，标示着女性争取权益的开始。也是在那一年的“里德诉里德案”中，金斯伯格第一次向最高法院提交辩护状，在长达88页的摘要中，概述了当时的法律中，对女性歧视压迫的几乎所有条款和方式，被称为法律史上的“祖母摘要”，成为女权主义律师多年来的依据。从此，金斯伯格开始致力于男女平等权益的诉讼。

　　1972年，金斯伯格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主动抛出橄榄枝，邀请她成为本院的第一位被授予终身教职的女性教授。1974年，金斯伯格与人合著出版了史上第一本关于性别歧视的教科书。

　　1981年，金斯伯格被任命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1993年，她被提名为最高法院官，成为第二位女性官。1996年，她撰写了“美利坚合众国诉弗吉尼亚案”的判决书，要求专注招收男性的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必须招收女性，为那些想报考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高中女生解除了性别障碍，这是美国里程碑式的女性权益案件。书中写道，她“被广泛认为是最高法院官席上最独立开明、深思熟虑、谦逊节制的一位”。

　　金斯伯格的人生并不平坦，她年幼丧母，求学时面对性别歧视，曾经因为校规对女性的“保护”，连晚上去阅览室查资料都不被允许，也曾手握哥伦比亚法学院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却被律所和法院拒之门外。她曾试过发表完意见，别人毫无反应，但一位男士说出同样的话时却得到赞誉。她要同时照顾孩子、重病的丈夫并攻读学位……能够战胜这一切，依靠的绝不仅仅是运气。

　　这位大半生致力于平权运动的官，同时也是一位身材娇小、轻声细语的祖母。直到80多岁时，她仍然保持高强度工作和繁忙社交，甚至还能每天做二十个俯卧撑。她一生经历了四次抗癌，直至去世。

　　“很长一段时间里，最高法院中都少了点什么。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官桑德拉·戴·欧康纳在其任职的前十二年中一直是最高法院中唯一的女性。在开庭的过程中，她要是想上厕所就只能飞快跑回办公室，因为法官衣帽间附近只有男厕所。金斯伯格加入后，最高法院才终于在衣帽间边建了女厕所。在金斯伯格看来，这是一场胜利，她说这个改变是‘女性官将在最高法院中一直存在的标志’。”

　　金斯伯格从不愤怒，但也因此被许多女权主义者视为保守——尽管她一直在为平权运动努力，所做事情也远比其他女性更多。

　　面对女权主义者的激进，金斯伯格总是提醒她们，要在美国的制度和社会框架上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愤怒与呐喊。相比一步到位的激进，金斯伯格更愿意从一个个细节、一次次案件判决中逐步改造社会。

　　同时，金斯伯格也比大多数人都更坚定。她的“声名狼藉”恰恰来自这种坚持，因为这种坚持让她所反对的人特别头痛。

　　“女性能否充分发挥个人潜力与‘她们能否独立决定自己的生育计划’密切相关。一旦女性基本的堕胎权利受到质疑，女性‘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便危在旦夕。”

　　“他们（金斯伯格的男性官同事）从来都没有做过十三岁的小女孩。对女孩子来说，这是非常敏感的时期。我认为我的同事们，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不能理解这一点。”

　　在“万斯诉波尔州立大学案”中，金斯伯格称“我院判决不仅忽视现实中的工作环境，而且危害了防止职场歧视的各种民权法案。”

　　同时，金斯伯格的女权观念，绝非某些“田园女权”所要求的那样，让女性享受所有优待，自己啥也不用做，而是追求真正的平权。她曾说：

　　“我从不以我的性别为由要求特别优待。我对于男性唯一的要求是给我们以基本的尊重。所以比起女权来说，我们更该追求的是人人平等，是男女同权，是平权。”

　　比如说，她认为女权主义者要求对怀孕特殊对待反而会适得其反，反而希望可以建立起一系列不对性别加以区分的中立政策，这样就可以使雇主难以将女性单挑出来歧视。在她看来，任何看起来像是对女性的特别优待最终都会反过来限制她们，因为它变相承认了女性的弱势地位，“女性看似被捧在高台上细心呵护，但细看之下却是被关在了伪装成高台的牢笼之下”。

　　“金斯伯格官之伟大，与性别标签和女权立场无关，也与自由、保守之争无涉。她的人生，有大起大落的波折，也有金石可镂的坚持，始终贯穿着正直、顽强、善良、敬业等人类美好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