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追求一个让弱者得到尊重的社会

　　著名的女权主义学者、东京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系教授上野千鹤子，于2021年3月接受了NHK日本广播协会的邀请，录制了一期名为《最后的一课》的纪录片。

　　在时长约50分钟的纪录片中，上野千鹤子分享了自己对女权主义、家庭主妇、无偿劳动等性别议题的看法。

　　的确，无论是从力气大小等生理层面来说，还是从年龄歧视、职场歧视等社会层面来说，相较于男性群体，大部分女性仍然属于弱者。

　　也正是因为这个社会存在着“男性处于强势地位，女性处于弱势地位”这一客观现象，“如何实现性别平等”才成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议题，并于近百年间一直被如火如荼地讨论着。

　　所以，“不要逞强、承认自己的弱小，相互理解支持着走下去吧”。毕竟，只有先承认女性所处的种种劣势地位，才能进一步对症下药地推动性别的平等。

　　可能有很多女权主义者都认为，女性只有在经历一番厮杀，在社会中获得和男性一样的强势地位之后，才能得到尊重和平等。

　　首先，社会是否平等地为女性提供了成为强者的机会？而这一点也恰好可以说明，并不应该在女性成为强者以后，才给她们平等的地位；而是只有在给了女性更多的平等权力以后，她们才更可能成为强者。

　　其次，即便提供了和男性完全对等的机会，女性在生理上的先天弱势（如力量大小）还依然存在，社会对此又该如何处理？

　　最后，在上野千鹤子看来，即使女性成为了强者，也未必能永远保持强势的地位。那么，当一个好不容易成为强者的女性，突遭变故再次变成了弱者，那么她就可以被理所当然地剥夺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力吗？

　　所以，与其要求所有女性都必须在成为强者以后，才能获得平等和尊重。倒不如创造出一个，即使身为弱者，也可以有尊严地活下去的社会。

　　可悲的是，不仅男性群体这样认为，就连很多非家庭主妇的女性群体、甚至是身为家庭主妇的自己，也没有正确地看待和承认家庭主妇所创造的价值。

　　于是，一些女权主义者宣扬：“女性必须要强大起来！女性必须要出去工作！女性绝不可以成为家庭主妇！“

　　甚至还有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开始批判那些成为“家庭主妇”的女性，认为她们甘愿做男性的附庸、是女性独立道路上的绊脚石。

　　这种论调，不仅没有为家庭主妇正名，反倒是一边高举女性主义的大旗，一边将矛头对准几乎身处弱势群体底层的家庭主妇，并指责她们：“为什么不能出去工作？为什么不能依靠自己生活？如果因此遭遇性别不公，那是你们自作自受！”

　　我想，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帮助社会重构对家庭主妇的认知。尤其是，需要让社会更直观、清晰地认识到，家务劳动也在产生经济效益。

　　韩国统计厅于2018年首次公布了对家务劳动的经济估值，并认为这些劳动每年产生了约361万亿韩元的价值（人民币约1.9万亿元），约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韩国《东亚日报》也计算出，全职主妇的家务劳动价值每月约为190万韩元（人民币约1万元）。

　　所以，更包容的女权主义，并不是要求所有女性都必须在成为“和男性一样”的强者以后，才能获得平等和尊重。

　　首先，追求性别平等并不是一个女性获得权益、男性损失权益的零和游戏。实际上，男女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利。

　　当女性突破了“温柔、顺从”等刻板印象，可以变得“坚强、刚毅、有主见”时，那么男性也无需再被“男儿有泪不轻弹”等社会规训约束自己的真情实感，可以展现出更脆弱的一面。

　　当女性能够在工作中获得更平等的升迁机会、劳动报酬时，那么男性就无需再以“家庭的顶梁柱”自居，不必再承担过重的家庭经济责任了。

　　其次，如果将视线全部聚焦于男女的性别对立，就容易忽视导致性别不平等的真正的社会根源，从而难以高效、准确地找到相应的改变措施。

　　日本作家小林美希，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追踪调查后，写了一本名叫《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的纪实类书籍，又名《希望丈夫去死的妻子们》。

　　这本书很真实地反映了，本是由不完善的日本社会制度所引发的家庭问题（例如职业分工不平等，女性的职场玻璃天花板低等现象），最后却转换成了妻子对丈夫的怨恨这一性别对立问题。

　　例如，一些日本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拼命地压榨员工，使得很多男性员工不得不长时间地加班，他们陪伴家人的时间因此变得很少。

　　身为家庭主妇的妻子就认为，丈夫是一个只知道工作，而对家庭漠不关心的冷漠的人。这种不满，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对丈夫的怨恨。

　　首先，并不是要求女性必须要成为强者以后，才能得到平等和尊重。因为那样就可能会导致“弱者有罪”的错误归因。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是强者。并且，强与弱的权力关系是流动的，这就意味着并非所有的强者都可以永远保持强势的地位。

　　所以，如果即使身为弱者，也可以被社会认可其存在的价值，可以得到尊重，可以安心地生存下去...我想，男女双方都可以从这样的女权主义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