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贺丹：性别平等做得越好生育水平反而会提升

　　三胎时代来临，职场女性会更难吗？不久前，有媒体报道“女性求职被问是否愿意 3 年不生娃”，引发职业女性的广泛共鸣。

　　全国召开前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消除职场性别歧视，不能光喊口号，基础制度的构建尤为重要，比如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加强对生育群体的保障。

　　从性别平等和生育水平的关系来看，贺丹梳理国际经验后发现，性别平等做得越好，性别平等进步到更成熟的阶段，生育水平反而会提升。

　　谈及我国当前生育率低迷，贺丹表示，不少年轻人反感被催生，这是他们的自由。“我认为年轻人的个体选择都是理性的，都是对外界环境的合理反应，我们能做的就是创造生育友好的政策环境。”

　　南都记者还注意到，近年来，我国人口形势出现婚育年龄推迟，包括贺丹在内的多名委员代表曾建议“缩短教育年限”。贺丹告诉南都记者，教育部已经给予积极反馈。她称，我国人口变动将对教育资源配置带来结构性变化，期待未来教育政策传来利好消息。

　　南都：生育友好的社会首先是对女性友好的社会。近日，有媒体报道“女性求职被问是否愿意 3 年不生娃”，引发职业女性的广泛共鸣，您怎么看？我们呼吁消除职场性别歧视多年，哪些方面最难“纠正”？

　　贺丹：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完善，特别是放开生育政策以后，对于外部环境中性别歧视的担忧一直存在。尽管我国妇女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一些长期的社会习俗、女性在职业发展中必然面临的婚育问题，都让性别歧视难以解决。

　　此外，在基本制度构建方面，要消除造成性别歧视的根本性因素。也就是说，不能光喊口号，怎样转变企业用人衡量的标准，这需要我们有一些核心制度的支持。

　　之前有专家提出，现实中企业也会遭受“雇主惩罚”，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我雇佣很多女性，他们婚育期间的待遇问题谁来解决？生育之后她的工作谁来替代？无形中增加用人单位的负担。

　　好在我国有生育保险制度，保障女性生育期间的工资待遇由生育保险支付，有些地方还把生育保险返还给雇佣女职工的用人单位，减轻企业负担。

　　我这几年一直在关注生育保险的改革和完善。当前我国生育保险覆盖面还很小，主要是参加职工医保的这一部分人群。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很多人没有参加医保、生育保险，所以下一步我们的社会保险要扩大覆盖面，加强对生育群体的保障。

　　此外，生育保障不仅仅针对女性。我们看到有些地方有了一些探索，比如一些地方生育保险相对富余，从里面支出一部分让男性延长“陪护假”或“育儿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改革方向。

　　总的来说，我们会持续跟踪观察各地在促进女性就业方面消除性别歧视的做法，同时也关注和研究基本制度的改革。

　　贺丹：我们不仅仅是关注女性职业发展，事实上家庭里的男性也有职业发展和家庭婚育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是我们共同关注的话题。

　　去年我也跟大家交流过，生育过程虽然是女性完成，但育儿过程一定要有男性的参与。我们近两年调研的一个新发现是，在影响家庭生育决策过程中，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撑、男女分工的平等，比外部的环境更重要。

　　贺丹：关于性别平等和生育的关系，我们之前曾梳理过国际经验，发现从国际上来看，在促进性别平等的初期阶段，生育水平是快速下降的，但是到了促进性别平等的一个成熟阶段，生育水平是回升的。

　　我们也想报告给大家这样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性别平等做得越好，性别平等进步到更加成熟的阶段，生育水平反而是会提升的，并不会像一些人担心的，“你看现在就是女孩子想得太多了才不想结婚生孩子，所以不能让她们受太多教育了，让她们回归家庭吧，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

　　社会性别平等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共识，这是不可逆的过程。在一个更成熟的阶段，女性在就业（求学）的时候没有歧视，工资待遇由对企业的贡献决定，个体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和选择决定自己的职业和发展路径，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全面发展，女性就能在婚育方面遵从自己内心，做从容的选择。

　　贺丹：生育意愿的变化，跟我们的生育政策本身没有关系了。以前我们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生育是有限制的，现在没有了。现在年轻人生育意愿下降，主要是经济社会因素。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效应就是向下的，生育率长期下降的趋势不可逆，但我们可以通过政策调整让它不要变动得太快，这是从长期效应来说。

　　第二个就是代际更替效应。现在的年轻人90后00后，和之前的70后80后太不一样了，因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压缩式的发展，年轻人婚育观念变化很大。

　　一方面中国在教育均等化、基本民生保障方面做得很好，城乡差距在缩小，我们在街上看到年轻人，很难从他们的外表、气质看出来自乡村还是城市、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年轻人在价值观念上快速地趋同，婚育观念同质化，生育水平出现快速的下降。

　　贺丹：不少年轻人反感催婚催生，生不生育、怎么生育、什么时间生育，他们可以做出选择。我想什么是自由？就是不被定义，可以有更多选择。年轻人个体的选择都是理性的，都是对外界环境的合理反应。从宏观上，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干预外部的环境，创造生育友好的政策环境，影响家庭生育决策，让生育水平不会下降得太快，缩小“生育赤字”。

　　“生育赤字”指的是打算生育子女数和实际生育的子女数之间的差距。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我国育龄群体打算生育子女数1.6左右，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1，中间相差较大，说明受外部因素影响，个体生育意愿未能完全实现。缩小生育赤字，引导年轻人实现他们的生育意愿，这是我们可以干预的政策空间。

　　南都：近日，多地民政部门公布的2022年度婚姻大数据显示，各地初婚平均年龄普遍推迟，基本接近30岁，而杭州、扬州、常州结婚登记平均年龄都超过30岁。此前包括您在内的多名委员代表曾建议“缩短教育年限”，是否收到一些反馈？

　　贺丹：我们的建议提出后，教育部给予了非常积极的反馈。可能我们人口变动，对教育资源配置方面的影响是最大的。

　　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决策大数据实验室预测，到2035年，我国0—17岁低龄人口存量将比2020年减少1亿人，届时教育资源支出会发生很大的结构性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需要前瞻性考虑人口变动的趋势。

　　在制定教育强国的发展规划中，很多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政协委员、代表的建议，都在教育部门的考虑之中，我们也期待在教育方面，大家能享受到更多好的政策。

　　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地支持教育部门制定相关政策，给他们提供一些人口变动的基础数据。政策的制定有利于教育资源的配置和教育深度改革，有利于办好人民的教育，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给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公共服务人均占有资源质量提升带来了空间。以前很多想都不敢想，干都不敢干的事情现在都可以想了、可以去做了。比如我们现在大学生入学规模已经达到了一千万，以后每年人口出生数也差不多这个数，这意味着以后每个孩子都有机会上大学。我们之前讨论教育改革怎么改、能不能取消高考、教育会不会不再这么“卷”，我觉得都可以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