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弟婚”比例上升两性关系更平等社会更包容｜新京报专栏

　　近日，全国多地民政部门公布了2022年的结婚数据，杭州、扬州、常州数据显示，结婚登记平均年龄均超过30岁，其中杭州的“姐弟婚”比例持续上升。

　　不过，结婚年龄的提升，主要受到初婚年龄上升的影响。但在我国结婚率持续走低、而离婚率继续上升的情形下，再婚人口也越来越多，其对婚龄上升的作用也日渐增大。尤其是老龄人口再婚比例的上升，更会拉高结婚年龄。

　　早婚早育是小农时代的基本特征。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婚年龄持续推迟。就女性的初婚年龄而言，1990年为22.02岁，2000年为23.17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女性的初婚年龄为27.95岁，男性的为29.38岁，全国平均28.67岁；这三个指标都比六普时期高出很多：2010年，女性初婚年龄为23.9岁、男性为25.75岁，平均24.89岁。

　　在两次普查期间，平均初婚年龄推迟了近4岁，女性比男性的初婚年龄推迟更多，二者分别为3.95岁、3.63岁。实际初婚年龄远远超出了《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七条规定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的规定。

　　“年龄相仿”是绝大多数婚姻的事实。“年龄相仿”意味着“婚龄差”可以是男大女小、男女相当，也可以是女大男小。总体而言，中国的婚龄制度遵循男高女低的规则，通常男性比女性年长几岁。

　　单看杭州市民政局2022年的数据显示，从结婚双方的年龄差来看，男方比女方大1-4岁依然是主流，占男性结婚总数的43.9%；双方同龄的有11759对，占结婚登记总数的18%；女方比男方大1-4岁的有12612人，占女性结婚总数的19.31%，女大男小的规模超过2020年（10827）、2021年（11427）。

　　杭州的案例至少表明，很多人在步入婚姻殿堂时，并不在意对方的年龄，“女大男小”的“姐弟婚”模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女性的经济独立性大大增强、纵向社会流动的机会极大改善，再加上过去几十年出生性别比失衡对当下适婚年龄人口带来的影响，“姐弟婚”现象也更普遍。在杭州，这种婚配模式已经高达两成，是一个不小的变化。

　　“姐弟婚”占比的上升，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表征。意味着婚姻制度更为自由，婚姻的基础更多地倾向于爱情；意味着父母的观念也更为开放，因为结婚依旧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大家庭的事情；也意味着整体社会对姐弟婚态度的转变、包容与接纳。

　　但是，很多女性为了学业和事业的打拼，可能错过了“当嫁”的年龄。因此，“姐弟婚”也暗示着，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思想包容，经济独立，向上社会流动机会大，可以与配偶共同养家糊口，故而更为独立自主。

　　同时，它也透视出，男性的观念也在嬗变。他们也更认可、支持自己配偶的事业成功，故彼此更在意对方的人品、性格、双方的感情基础和发展前景。

　　通常，只要年龄差不超过三四岁，不管是女大男小、还是男大女小，双方觉得合适才是最重要的。很多预设的择偶的条条框框，在“合适”面前就不得不让步了。

　　这里有没有像网络上所言的男性依附女性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但总体而言，无论是婚龄的推迟还是“姐弟婚”，主要透视出的是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两性关系的进一步平等。

　　其背后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是高等教育的普及。2021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接受高等教育人口达2.4亿；本专科在校女生超过全部在校生的一半。

　　年轻女性群体高等教育机会的历史性跨域，无疑是中国社会千百年来最显著的变化之一，也是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最伟大成就之一。

　　“男主外”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被破除，女性更加独立、自信、自立、自强，由此对她们自身和整体社会的婚姻观念与行为带来了一连串的影响。

　　比如，推迟进入职场和婚育的年龄，由此可能会相应地压缩生育空间——但是，从生理上看，即便28岁或更晚结婚，女性依旧有足够的时间生儿育女。

　　初婚较晚的女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职场发展前景较好的女性，她们也面临更大的工作-家庭平衡压力。对此，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应缩短女性的教育年限，让她们更多地生儿育女。

　　然而，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到，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教育的性别平等，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征与标志。而婚龄和初育年龄推迟，则是全球普遍现象，也是中国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

　　适度提高生育水平，前提是必须尊重生育主体意愿，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通过给家庭提供全程性、全局性、系统性、协调性的政策与服务支持，更有效地实现“家国共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