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雷加斯：为女性平等的奋斗体现在我的创作中

　　“在我写作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责任感：我坚信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公正的存在，我一直为了女性平等而奋斗，对于平权的坚定都体现在我的创作中。”3月7日，西班牙女作家罗莎•雷加斯访问中国期间，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与女权的关系。应西班牙驻华使馆和塞万提斯学院的邀请，罗莎雷加斯在三月初访问中国。恰逢“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罗莎•雷加斯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与中国学者、作家就女性与写作的相关话题展开交流。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后，3月8日，罗莎•雷加斯又在北京塞万提斯学院与中国作家鲁敏就“为平权而奋斗的女性”这一话题进行了对话。

　　86岁的罗莎•雷加斯1933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出生于巴塞罗那，3岁时被送往法国学习，并于1940年回到西班牙，在巴塞罗那一所宗教寄宿学校至就读了12年，1964年毕业于巴塞罗那大学哲学系。1964年到1970年，罗莎就职于Seix Barral出版社，在此期间开始了她的文学训练。1970年，她辞职创办了自己的出版公司La Gaya Ciencia，出版一些当时不够知名的作者的作品，其中就有如今西班牙文坛炙手可热的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1983年，她卖掉了出版公司，决定开始写作。之后，她作为翻译和编辑为联合国在日内瓦、纽约、内罗毕、华盛顿和巴黎等地的机构做兼职工作，但把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文学。1987年，罗莎雷加斯的第一部游记《日内瓦》出版。1991年罗莎58岁之际，小说作《阿尔玛托尔的记忆》出版，讲述了一位被父亲、丈夫和情人过度保护的女性是如何夺回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的。1994年，她的小说《蓝》获得西班牙纳达尔文学奖，这部关于爱和海洋的作品，为罗莎•雷加斯打开了面向大众读者的大门。2001年，她的小说《多罗泰娅之歌》获得西班牙文学“行星奖”，该书由北大西语系教授赵德明翻译成中文，收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她系列”丛书中。书中讲述了一位分子生物学女教授奥雷利娅雇佣了一位女仆照顾她住在乡间别墅的瘫痪的父亲，以及父亲去世后，奥雷利娅在乡间别墅的惊人发现。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雷加斯介绍了西班牙女性平等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她认为西班牙在女性平等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即便如此，在西班牙的一些企业中，女性的工资仍然低于男性工资。雷加斯以小说作《阿尔玛托尔的记忆》为例，讲述了她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和对于女性平等的思考。《阿尔玛托尔的记忆》中，女主人公一直被父亲和丈夫保护着，直到有一天她收到一封信，这封信让她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借着祖母去世，她搬到了祖母在乡下的家，度过了两年的乡村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女主人公逐渐发现了自己，形成了自我意识。在这两年中，她还与当地的一位男子确立关系，但后来发现，在这段关系中，情人与父亲和丈夫没有根本上的不同。她曾经一直以为要跟着丈夫生活，但最终明白了最重要的事情是做自己。直到小说结尾，女主人公仍然留有疑问，寻找如何成为自己的过程对她来说还远没有结束。“这本书在市场上不是特别成功，但我很喜欢这本书，在书的结尾，女孩意识到了追寻自由的困难，她有了自我意识，作出了决定，但她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走，尽管如此，她还是决定更要走一条不同的路。”雷加斯说，这个故事构成她以后写作的很多故事的母题。

　　小说中融入了罗莎•雷加斯自己的很多个人经验，但并非自传。她认为，作品的创作不是来源于灵感，而是一种来自于经验和记忆的制造和生产，如果没有这些经验和内心的思考，我们就无法表达自己也无法表达世界。当被问到写作是否还有意义、通过写作还能不能找到时，雷加斯说，在当今时代，人们都会有一种持续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是惯常存在的。但对于作家而言，并不是为了孤独而孤独，而是要从孤独中寻找答案；甚至通过写作时对人内心感受的深入，作家不仅仅是在寻找答案，也是在寻找问题。通过写作，作家尝试着为这个世界赋予意义，从孤独中逃避出来。

　　“罗莎的经历可以为当代的年轻女性树立一个榜样。”在3月8日的对谈中，说完这句话，鲁敏稍稍顿了一下“直接讲女性的年龄好像不太好”，她随即说到：“但这也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为什么女性的年龄不能直接提？罗莎在37岁的时候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57岁的时候又卖掉了出版社，58岁的时候成为作家。在罗莎身上，年轻的女性可以看到，时间带给女性的不仅是皱纹，还有更多。”

　　对谈中，罗莎•雷加斯与鲁敏探讨了“自由”对于女性而言意味着什么，她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选择”这个词。雷加斯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对于女性还有很多限制，比如女性不能做工程师等职业，现在情况有了改善，但女性仍然遭受到很多不平等。女性要为自己遭遇的不平等去斗争，但首先要明白这些不平等是什么？站在对立面的是什么？对自由的定义是什么？“自由的定义不是去做你认为好的事情，而是我做我自己认为好的事情”罗莎还强调，获取自由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从自身出发，去发现自己的需求，不断做出选择，并不断修正这些选择。

　　鲁敏将自由比喻成“用自己的嗓子唱歌”。她说，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用假嗓子唱歌，比如希望自己更苗条。虽然从表面上看，可以说这一审美不是为了迎合男性，而是为了取悦自己，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让自己高兴的参照尺度来自于男性对女性身体的度量。女性能不能选择接受健康的胖和正常的衰老，接受自己的性别，认同自己的性别。“用自己的嗓子唱歌，同时要唱自己的歌，而不是一定要加入大合唱。我先选择我自己的生活，然后再作为一个女性向这个社会发出可能发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