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乡村“新女子夜校”：妈妈们重新读文识字

　　7月8日晚，广东揭阳览表村。被台风耽误了一个多星期，“新女子夜校”的十几位妈妈终于迎来了属于她们自己的结课毕业会。来上夜校的妈妈普遍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当时，一个潮汕女性最常见的命运是，在重男轻女的文化惯性下幼年失学、赴外打工、赚钱补贴家用。不出意外的话，再在十岁“好婚配”的年纪返乡，结婚生子持家。

　　众多览表女性就这样沿着相似的干道走完了自己的前半生，“成长是如此孤独，没有人告诉她应该去哪里”。

　　变化从1988年出生的吴利珠开始。2014年，15岁就辍学打工的吴利珠返乡，创立了览表图书室。依托于图书室，贫困助学、性教育、性别平等、妈妈夜校等工作一项项开展。2017年，15岁的吴子倩回到览表，接棒当起了妈妈们的“老师”，而学生中就有自己的母亲。

　　五年过去，有的女性重新读文识字，圆了幼时的“读书梦”；有的女性在这里寻找到对生活的掌控感；有的女性得以摆脱不幸的婚姻……人到中老年，教育的二次介入，使得览表村女性一眼看得到头的命运，有了新的可能。

　　2022年6月，位于粤东地区的惠来县岐石镇览表村，端午入夏后一直雨水不断。村中大面积保有潮汕地区特有的“下山虎”和“四点金”房屋形制，雨水顺着翘起的嵌瓷屋脊，淌进尚未硬化的土路里。

　　傍晚，雨渐渐变小，53岁的赛梅从工地回家，急着给家里几个孩子准备晚饭。吃过饭，她换上干净的黑白条纹上衣，麻利地备好香烛、猪肉等供品。晚上10点是个重要的日子——保安宫广场供奉的关帝爷诞辰，览表村每家每户的妇女都正为此忙活。

　　祭拜的时间还没到，赛梅还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临近晚上8点，她褪下“工地小工”和“家庭妈妈”的身份，急忙骑着摩托车朝妈祖广场方向的览表图书室赶。

　　由老房子改造的绘本馆，二楼灯已经亮着，传来朗朗的读书声。赛梅爬上窄窄的木制楼梯时，发现自己是最晚到的。近两年，照顾到妈妈们白天的工作和家务，夜校从晚上7点半上课延迟到8点，尽管如此，许多妈妈们还是会被生活琐事缠身，无法准点上课。

　　50平米不到的“新女子夜校”课室里，七八名和赛梅年龄相仿的妈妈已经就坐，跟着20岁的年轻老师吴子倩诵读新课《种葫芦》。吴子倩带读了两遍，一遍潮汕话帮助理解，一遍普通线岁左右的助教刘少玉和黄碧莲站在课桌旁，帮助跟不上节奏的妈妈指读。

　　6月的夏夜，还不太娴熟的读书声在粤东这个小村庄里阵阵回响。这是“新女子夜校”自今年3月份开课以来赛梅上的第22节课，这也是“新女子夜校”创办的第五年。2017年，在村中40多位妈妈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创始人吴利珠在村中开办了妈妈班，后改名为“新女子夜校”。

　　赛梅娘家在4公里外的新林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她的5个哥哥和1个弟弟都读了书，唯独她没上过一天学。“以前读书要钱，村里的习惯普遍让男生先读，女孩子极少可以读书的。”

　　赛梅喜欢读书，每周一三五，逢上夜校的日子，她虽晚必到。谈及原因，她羞涩地回忆，自己时常因没读过一年书而感到难过。“取钱要签字，我不会写自己名字，只能印大拇指或托别人取。”吃多了不识字的亏，她现在坚持让家里的孩子都上学识字。

　　和许多上了年纪的妈妈感受相同的是，因为没读过书，没写过字，手太硬，赛梅觉得“握笔比握锄头还难”。

　　大多数时候是“边学边忘”，和她一起嫁到览表的新林同乡读到一半就不读了，她一个人坚持了四五个学期，“几乎只要一办夜校就来。”对她而言，上夜校是对自己劳作一天的嘉奖，在银行取款单下签下自己的名字，也成为她与外界建立连接的第一件事，“多认识几个字就是好的，读多读少无所谓。”

　　除了线岁的年轻老师吴子倩会录制当天的讲课视频，上传到42人的“2022年览表女子夜校群”，以照顾不便来上课的妈妈们。

　　近两年，夜校吸引了许多非本村的学员。有位50多岁的妈妈，住在隔壁汕尾市甲子镇渔池村，在菜市场摆摊结束后，得空就赶来夜校上课，往返一小时路程。隔壁林美村的美莲，为照顾两个女儿脱不开身，又要补贴家用，就每天从服装厂拿衣料回家加工，每天能赚七八十块钱。夜晚，她就在林美村的家中，边踩着缝纫机，边播放夜校的视频学习。

　　晚上9点，一小时的夜课即将结束时，图书室创始人吴利珠悄悄来到课室后旁听。她比妈妈们小十岁左右，刚从丈夫老家浙江回览表办事。即使不经常在村里生活，路上十几岁的女孩偶遇到她都会喊她一声“珠姐”，“她们都是我的学生”，吴利珠笑着解释。

　　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潮汕农村女性命运类似，2002年，读完小学三年级的吴利珠就自己选择辍学。按潮汕习俗“出花园”（成年礼）后，便揣着父亲给的100块钱，和同乡20多个女孩到深圳塑料厂打工。每月400块钱的工资，她只留下100块做生活费，剩下的全部寄回家补贴家用。

　　还没有成年的她，在余下几年里又辗转至广州、珠海、东莞，甚至北上天津和北京，服务员、精品店销售、搓澡工，什么工种她都尝试过，每份工作都不太长久。

　　2009年，吴利珠在一次公益活动中结识了在“工友之家”工作的齐丽霞，还在天津搓澡的她放假到北京看望齐丽霞，相关公益议题引起了她的兴趣。

　　随后，她辞职成为一名志愿者，进入社区图书室、开展儿童性教育、学习女工权益知识，在北京一待就是4年。

　　2014年，吴利珠返乡义教。当地初中的小孩向她提起辍学的念头，“珠姐，有同学嘲笑我爸爸是毒贩，我不想上学了。”

　　这种现象在览表并非少数。览表与陆丰甲子仅一桥之隔，鰲江经览表村入海，近海的地理优势使得村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制毒贩毒之风盛行。览表许多家庭因毒致贫，或令其子女过早辍学而误入歧途，甚至陷入涉毒的恶性循环。

　　近几年，在当地边防力量的严肃清整下，览表辖区的慈云新村已从“涉毒重点村”蜕变成“无毒示范村”。

　　在几个月的义教中，吴利珠发现，她辍学离开览表村已经过去十年，但因各种原因，村中的女孩依旧重复着辍学打工、早婚多育的生活。

　　像找到了出口，越来越多的学生涌进吴利珠家诉苦。打工、婚恋、家庭矛盾，她接收了大量的负面情绪，无处可躲。她迫切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让未成年人交流学习。一位学生的奶奶拿出她的老房子，村民吴飞鸿主动承担了第一年2600元的房租，绿芽基金会也为览表图书室捐赠了第一批书籍。

　　为减少未成年人辍学，吴利珠还发起了贫困助学计划，由基金会支持，按年级每学期资助500元到1000元不等，优先向读书资源较少的女孩倾斜。“270名受助学生中，有三分之二为女孩。”

　　“妈妈们一开始不理解，我们就和她们解释，男孩无论父母多穷，家里叔伯也会帮忙，多少都还有读书的机会，女孩子就没有了。”

　　妈妈们内心也不希望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渐渐地，来图书室学习的不止有孩子，妈妈们也开始找到吴利珠倾诉家庭矛盾：让孩子辍学还是继续上学、如何与丈夫沟通、丈夫吸毒被抓进去了怎么办……“性教育”、“反家暴”、“性别平等”等议题也开始在览表村有了讨论的可能性。

　　吴利珠发现，识字是一切讨论的前提，而许多妈妈连大字都不识一个。2017年，在40多位妈妈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吴利珠在村中开办了妈妈班，每次请村小的男老师来上课，一节课给老师100块。

　　不赚钱甚至还倒贴钱，邻居开始指指点点，“你们家生了这样一个女儿，真是家门不幸。”疼她的奶奶气不过，为她上门说理。吴利珠坦言，考虑到村里的实际情况，她在回乡做公益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还是会因为连累到家人而感到难过。”

　　有时候，吴利珠隐约觉得自己像被览表村“隔掉”的人。例如，即使自己身在览表，村中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消息总是绕过她，两三个月后才传到她耳朵里。她无法归结出具体的原因，也时常困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跟我说。”

　　在一定程度上，她在这份跳脱中也得以从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家乡的一切。每次离开览表，她总是谋划着更新的东西。下一步，她准备和宗族同辈继续商讨，如何更好地解决村中的环保问题。

　　2017年夜校刚开班时，33岁的吴振吟（化名）也给自己报了名，成为第一批女子夜校的学生。那一年，吴振吟和丈夫刚从外打工返乡不久，丈夫又染上了毒品。几次在家戒毒无果后，被她报警关进了戒毒所。她独自一人经营着一家养猪场，还要养活2个老人和5个孩子。15岁的长女吴子倩也已经辍学两三年，被她介绍到览表图书室帮忙。

　　当时夜校每天教5个生字，吴振吟就反反复复地写和背。猪场、家、夜校，三点一线的秩序让她重新掌握对生活的控制感。不到两年，丈夫从戒毒所出来，由于记恨她报警，频繁对她实施家暴。

　　吴振吟感到绝望。在丈夫的再一次施暴后，她偷偷吞了两包老鼠药，慢慢等死。隔天，她被亲戚拉去洗胃，才保住了一条命。她到图书室找吴利珠帮忙，律师介入，拉锯了半年多，才终于离婚成功。吴振吟把猪场让给丈夫，只要了5个孩子的抚养权。

　　离婚后，吴振吟依然坚持到夜校上课。白天，她就到汉堡店做服务员，因为点餐识字，升到了店长。2020年，吴子倩逐渐能独当一面，从吴利珠手中接过“女子夜校”的工作。刚开始在夜校当老师时，还教过母亲吴振吟一学期。

　　今年刚满20岁的吴子倩，人生有四分之一的时长都在览表图书室和夜校渡过。吴振吟一直内疚女儿辍学一事。说到辍学，吴子倩并不怪母亲，而是归结于当时自己对外面世界“天真的向往”和学校朋友的霸凌行为。

　　作为家中长女，吴子倩一直有着她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成熟。小学时，父母在江门开店，一年只回览表一两次，她想母亲，就偷偷躲在被窝哭。有时候父母没及时寄生活费回家，爷爷奶奶让她打电话催钱，拿着话筒，声音“敏感又胆小”。从她小学就开始明白，“有些东西是需要小心对待的。”

　　父母吵架时，她把四个弟弟妹妹护在隔壁房间，脑中计算弟弟妹妹读书生活的花销，“想着辍学打工挣钱，自己也能养活他们，我就认真地建议父母离婚。”为此，她还挨了父亲一脚。

　　她现在还一直记得一个画面：犯了毒瘾的父亲挣脱着要出门，被奶奶、妈妈和刚满3岁的她紧抱着，家里的女人们想留住这个男人，但还是失败了。“妈妈还抱着弟弟，奶奶鞋子都没有穿，在大太阳底下追着父亲，从这个村跑到那个村，甚至还跑到山上。他只给我们留下一个背影。”

　　更多的时候，她是乖顺的。被霸凌不敢去上学后，妈妈安排她到中山、潮阳等地工厂打工；回乡后，又在妈妈介绍下进图书室工作。“那时候都觉得，顶嘴不太乖，所以长辈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最好忽略我。”

　　在夜校工作中，吴子倩开始学会为自己做决定。她的任务之一是向小朋友讲解性教育知识。父母觉得不妥，建议她找份新工作。她拒绝了，这是她第一次和父母“顶嘴”。再后来，母亲直接为她找好了新工作。她不愿放弃，找到母亲沟通，“我已经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前两年，母亲还在夜校上课时，她刚好在夜校帮忙。有同事问母亲，“你对女儿有什么期待？”吴振吟回答说：“希望她以后找个好男人结婚，别像我一样。”

　　吴子倩猜想，这或许与母亲离婚后的状态变化有关。母亲以前不怎么打扮，现在会给自己买好看的口红，和家人分享她柔软脆弱的一面。

　　有了母亲给的底气，吴子倩觉得自己变得更加“任性”，“更为自己着想”，不再一味的谦让。明显的改变是，她渐渐可以卸下身为家中长女的负担，弟弟妹妹也更加理解和迁就她在以前不敢表露的小脾气。

　　“我们生活在览表村，每一天，每一个人，都有无数的故事发生，故事组成了我们。每个故事都有灵魂和力量。在故事里，我们感受到成长是如此孤独，没有人告诉她应该去哪里。”

　　这是《女孩的故事——览表村女性口述史》后记中的一段线年疫情期间，览表图书室的女性工作者们开展了三个月的口述史访谈。围绕教育、打工、月经、结婚生育等线位览表村女谈，夜校的女性工作者得以从另一视角走近当地社区，梳理出未来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几年前，夜校还没有成立，村里有女性被家暴，找吴利珠诉苦，她直截了当建议对方离婚。后来，夫妻和好后，丈夫找过来把她“骂了个半死”。

　　后来吴利珠就学乖了，她采用更加柔和的方式去协调，多陪伴、倾听和鼓励，“在当下这种环境里，你能做的只有陪着她们。”

　　再到女子夜校成立，第一年孤独和争议相伴。没有场地，吴利珠就争取到在村中老人娱乐中心一楼上课。当时村中老人常在二楼聊天喝茶，宗族的男人们质疑，“男人在上面谈事，女人在下面上课，同处一个空间，像什么话？”

　　被调侃得多了，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妈妈开始却步。改变习以为常的文化惯性是困难的，在夜校的家访中，吴子倩发现，夜校最难辐射的对象是囿于日常的全职妈妈，潮汕地区女性一直给外界“贤惠淑良”的印象，“很多女性自身就认为，照料家务、照顾小孩、出外工作都是理所应当的，不值得拿出来讲。”

　　结果可以预料，几乎所有丈夫都对妻子的请求感到不解，“怎么敢在家里说这种话？”甚至有一对夫妻因此大吵了一架，“不过好的是，他们吵完过后认真沟通了一次。这是前所未有的，破而后立，未尝不是一种进步。”

　　吴子倩坦言，图书室成立了8年，夜校成立了5年，但她们还是很难去做男性的工作，直白地去聊反家暴。“夜校工作者都是女性是一方面，最害怕的，是不小心触及到一些敏感地带，以前做的所有事情就白费了。”

　　她们只能先从女性自身入手。“宁愿小心翼翼地先去保护好女性，让女性知道一些保护的方法，让女性有一些意识上的觉醒，不起大的矛盾冲突。”

　　在吴利珠和吴子倩看来，女性知道正在遭受不公平待遇的那一刻，就是觉醒的一刻。“因此，在有意识下做出的任何选择，我们都尊重。对她们而言，那或许就是当下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