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的景(海南的景色作文3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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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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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的景(海南的景色作文300字)

上周，腾讯新闻出品的人文访谈节目《我的青铜时代第二季》播出了第三集《陈晓楠对话冯仑》。在这一集节目里，冯叔和节目主持人陈晓楠老师畅谈了梦想、创业、火星移民、房地产等多个话题。

以下，是我们整理的其中部分段落的文字版。

梦想：

大部分人只写了个作文，他没认真

冯叔：大部分人在年轻时候的梦想，只写了个作文，他没认真。写完作文，交完了就走了。然后一到生活当中，在具体事情上，把那个梦想就放在一边，认为那是个作文，我也不写了。但只有少数人变成了自己生命的基因，活着的根据，就相当于都进庙，信的人就不到5%。所以你要修成真佛，你得真信呐。

陈晓楠：那你是从多大的时候感觉到你会有一个明确的意识，我是那个5%？

冯叔：十三四岁的时候。

我初中在西安上的，在三中，那个时候都不读书，其实外面没有人读书，我记得在1973、1974年的时候，还是在闹腾。

我的班主任姓苏，她心脏不好，心绞痛。我是班长，我们少数几个班干部跟老师走得近，就到她家里看看她。在她家特别小的一个房间，大概不到10平米。有个小煤油炉，上面点一盏黄黄的灯，她就躺在床上，捂着胸口，喘着气。我们几个班干部，女生给她熬点吃的，我就陪着她，听她说话。这种场景经常发生。

她不断地讲历史，讲家族历史，讲中国社会的历史，讲着讲着，13岁的小男生，责任感就出来了。我就老觉得一个事为什么要这样子，怎么会是这样子？

就这样，大概有那么三年，我们老跟老师聊这些事。在聊的过程中，我就慢慢得到了一个特别清晰的跟老师共同的看法，就是要改变这些东西，改变一切的不公正、不公平。她说你要改变就必须好好读书，不管别人怎么样。于是我就开始特别认真地读大人的书。

苏老师让我知道读书的社会意义，给我了一个使命。当时我想得比较大，就是立志改变中国。今天我们都往小里说，那年月，都是小孩都往大里想，要改变中国。

陈晓楠：那是第一次把自己和家国，跟一个大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冯叔：是。然后认真地开始跟老师探讨，老师也很吃惊。

1976年我17岁了，我就说我要去遍访天下英雄，我和一个小伙伴去了上海，找工人理论队伍，去跟他们讨论。当然不受待见了，小屁孩嘛，跟今天我们看的一些人追偶像一样。也给他们写信，当然都不会有人理。

陈晓楠：你写的信是要说什么呢？

冯叔：就是我想跟你认识，我要来跟你探讨一下救国大计。跟今天有很多小孩到处写信，是一样的。

陈晓楠：但是，比如当时找人，人家没理你。去写信，要寄出这些东西，可能也没有回音……

冯叔：没有回音是正常的。你要跟世界发生关系，因为你长大了。成人和小孩的一个区别就是，小孩只跟亲人、家里人发生关系，跟社会人不发生关系。你越长大，越要跟世界发生关系，跟外边人发生联系。

我印象中有一件事，我突然觉得我是成人了。西安有两个书店我常去。一个叫古旧书店，一个叫内部书店。我记得有一次在古旧书店看书，我在拿一本书，那个人也要拿，他看一看我，说，「哟，你那么小，也要看这个书？」我跟他说，「是，我也看」。

结果他走的时候，居然过来跟我握了个手。这是我第一次跟成人这样握手。一握，「哇，我是大人了」，有被承认的感觉了。

这些事情，大概都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发生。所以就有一个指向很清楚，就是我要改变一切我认为不公平的事情，我要改变中国。然后我要为这件事情认真读书，而且去寻找答案。

就把自己和一个大的时代结合在一起。这些，起因当然都是苏老师。如果她没有给我讲这些，我可能也就平常地读个书，也许可以考上大学，但是不会有这么几十年来的这么大个劲。因为那个时候就发这个愿，像起个誓一样。你想，在一个昏黄的小房间里，一个老师靠在床上，喘着，心绞痛，然后给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讲人生，讲历史，外面还下着雨。

我觉得从那个时候我长大了，就是我知道这个使命。

所以，男孩十四五岁的时候太重要了。我总会回想苏老师跟我讲历史的那个场景。岁数大了以后，我就会想我做到了没有？老师当时说的这些事我做了没有？这很重要。不能说，当年这么认真答应的事最后没做到。

陈晓楠：那你觉得你做到了吗？

冯叔：我做了很多开头的事，一辈子都在做新的尝试和开头，不一定都能做成，但是确实尽力在做，我尽力了。反正做成什么样，结果不是我完全能够预见的，对和错也不是我说的，但尽力这件事是表了态的，我尽力了。

发射卫星与火星移民：

历史上留下来的不是钱，而是钱跟谁在一起

冯叔：我们应该把人类的细胞运上去，一个火箭就够，200万个细胞，运到那以后，再用智能机器人去盖房子。

第二个，要在火星上创造人类新文明，不是把地球文明复制到火星。比如说，河南人上去说河南话，北京人上去说北京话，这没意义，那你在地球上说呗。

陈晓楠：想到这个事业，会不会觉得它其实是个很遥远的，或者过于宏伟的工程？

冯叔：不一定我能实现，但我觉得这个想象是有价值的。

陈晓楠：这种投资真的就是不考虑回报的？

冯叔：都不赚钱，烧钱的。

历史上留下来的不是钱，而是钱跟谁在一起。比如说，在月亮上我只放了个钢镚，在这放了一个亿现金，你说哪个钱有意义？还是月亮上的钱有意义。所以我一直有这个信念，我要让我的事业、我的钱变得有意义，在历史上有意义，而不是说当下财务上，当下财务上最好别亏。

陈晓楠：不用是最多。

冯叔：所以我才说叫追求理想，顺便赚钱，但必须赚钱。

创业：

折腾得二十多岁折腾

冯叔：我觉得确实折腾得二十多岁折腾。（我们创业时）开始并不明确到底要赚多少钱，那会中国也没房地产这行业，也不知道最后能做成什么，啥也没有，那就折腾。

当时叫「十万大军下海南」，就是所有的人，年轻人，怀揣着梦想的人，都拥到海南去。海南当时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二十三、四岁，在海南真的没有约束。也不需要看档案，也没有说签合同，也没有什么正规面试，还谈薪酬啥的，那时候都没有，只要哥们一个电话，说走就走，口袋有点钱，弄张火车票就走了。

我第一次去海南时，路上好多人。很多人都拥挤在海南人才交流中心门口。（至于住宿），人挨人住，就不分男女了，买一个位子。一个床睡俩人，不管男女，一个睡这边一个睡那边，但是也不可能发生任何其他意外，大家都是这样。就按照床的一半买个位子。当时都特别有激情。

陈晓楠：来了就是淘金来了，就是改变命运来了。

冯叔：「来了就不走了」。而且那会儿楼最高不到三层。没有红绿灯。路上偶尔有个走私车，边上可能就是个牛车，全是这么乱，完全没有现代都市的那些规则。

借钱：

做生意第一步就是求人，弯腰下跪

我爱的人名花有主，爱我的人惨不忍睹。不是在放荡中变坏，就是在沉默中变态。

陈晓楠：当时你们兜里根本都没钱？

冯叔：1991年，谁有钱？那时候，机关里人均工资大概也不到100块钱。所以几千块钱都还挺多的。我们就凑了三万块钱，拿来就我们自己办公司了。

陈晓楠：当时没想到说，没钱了，去找个工作？

冯叔：没有。因为我们已经漂了一段时间了。

我们办的叫做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拿到执照以后，实际上我们就剩几百块钱了，我们就开始分头再去借钱。

我在北京，我们要借20万，得有人担保，于是我就求一个人担保。当时也没钱，就招呼他吃个饭，最后就请到家里。

陈晓楠：你们也没钱请他在外面吃饭。

冯叔：没钱啊。我太太做饭。当时我们住在筒子楼里，最会做的菜是汆丸子，大白菜汆丸子。没想到，吃完饭以后，那个人身体不是太舒服，有点晕。我们住的那个房子一共才14平米，就搁了个茶几搁了张床，再有一个小厨房，就没地了。没办法，就让他在床上靠着，我跟太太也没地儿待，就在沙发上坐着，你看我我看你，也不敢惹他，还得求他担保。结果他就睡到差不多半夜一点多，醒了，还是要回去。

我说，下雨了，也没电梯了。那时候电梯十一点就没了。他一定要走。后来我说那就下去，边上有一个大钟寺酒店，我拿了把伞，陪着他从15楼一点点下去，又跟他一块走到大钟寺酒店开房。我没钱。后来我说，那你先垫上，退房的时候，我来退，再把钱给你。

陈晓楠：说这话心虚吗？

为什么做人不能真一点呢？为什么你总是要带着一张假面具来伪装自己呢？你不累吗？我都看累了。如果我是心理医生，真想帮你看看病。

冯叔：那没办法，真没钱，因为太晚了，当时也确实没想到这个情况。最后把他安顿好，我一个人又走回一站地，又爬到15楼，大概都三四点钟了。这回太太真的就哭了，说，「干嘛呀，求人求成这样了」。

我也真的觉得挺委屈。但是我想，那一帮家伙都「嗷嗷待哺」，在等着钱呢。有时候是有点反差，求人求到这个程度，但是我还是很快适应了。

陈晓楠：你们之前在体制内的时候，其实是青年才俊。

冯叔：算是比较顺吧。后来我一直说，其实做生意第一步就是求人，弯腰下跪，就这么个事。

我们创业20周年的时候，办了一个活动，我记得当时主持人是小崔，他让我们每个人说一个印象最深的事。事先都不知道这个问题，但大家不约而同，都说是借钱，或者死扛，回答特别一致。因为大家都觉得在一起印象最难的都是借钱和死扛这个事。

陈晓楠：有吃不上饭的时候吗？

冯叔：刚注册公司那一段有。那个时候也不叫吃不上，就是吃不上干的我们喝粥，饿急了吃珠江面，就白面条，没有现在那个料包，珠江面，一泡就吃了。然后几个人睡一个屋子，有时候没办法，就调侃说，「还是等蚊子睡了咱再睡吧」，因为蚊子太多了。

其实回想起来，大家在海南都特别开心。就跟小孩一样。小孩为什么开心呢？第一，无拘无束，第二，无所畏惧，因为无知，他就无畏。那个高兴是发自内心的。成人的高兴，是短暂的。

陈晓楠：那时候也不怕失败，是吧？

冯叔：因为本来大家都到社会最底了，也不知道还能怎么着，就是一无所有，自由人，反正大家就一块，跟过家家一样。等到确实赚到第一桶金以后，我们开了个会，然后才开始认认真真地一步步做事情，一步步去建设公司，然后自己也在成长。

第一桶金：

从一个「新词」开始

陈晓楠：第一桶金是很偶然的吗？

冯叔：有一天在大排档吃饭，突然边上有一个人说「按揭」这个词。因为我读文科，对词汇特别敏感，所以当他说到「按揭」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啥事，我就问他们，他们说，「我给你写下来得了」。写下来我一看，这两个字搭配到一起，好像汉语里没有，当然，现在大家都这么说，可那个时候没有。

他就跟我说，「就是抵押贷款，就是你先付一点钱，然后把房子卖给你，你再把房子抵押给另外的人，然后别人再借给你一笔钱。」

我听懂了。我突然想起来，我前几天看的那个房子，那8栋别墅要1800万，如果用这个办法，似乎我要借到500万，500万就差不多1/3，然后按照这个办法，于是就去跟那个房主商量，然后我们就签了个协议，这样我们才去借这500万，满街找这500万。所以我们应该是中国做商业按揭的第一单。

陈晓楠：你们这一笔赚了多少？

冯叔：赚了300万。

陈晓楠：那是什么感觉？

冯叔：我记得我跟太太打了一个电话，我告诉她，「我们赚到钱了」，她说，「赚了多少钱？」我说，「够我们一辈子花了。」那个年月，300万，觉得一辈子够了。

陈晓楠：拿到那个实体的钱，那个时候是什么感觉？

冯叔：觉得好兴奋，居然看见这么多钱。但是这个时候的钱能干啥？因为那时候社会很穷，也没太多消费的事，没有消费刺激，除了吃饭，想不出有别的花钱地方，当时有一点名牌了，那会名牌就金利来，再多，有点皮鞋（名牌）。

陈晓楠：现在回想起来，你们的胆子也是挺大的。

冯叔：对。那会就是只想成功不想失败了，可能大家失败了也就这样了。但是这个过程，在事后，回过头来看，让我们自己也感觉到挺吃惊，同时也是挺痛苦的一个过程。我们1991年9月份创办公司，到1993年《公司法》出现，中间有两年多时间，是没有《公司法》的，大家一块折腾，这个折腾真的叫野蛮生长，就是没规则，活了就活了，死了就死了。

陈晓楠：你们当时这种迅速的原始积累、财富暴涨的时候，为什么要做那个解释，说，成立这个公司，我们在干嘛？

冯叔：当时我们是很兴奋，我们终于赚到了钱。虽然证明我们是能挣钱的，但是我们一直说不能空转，得干点实事。所以当海南泡沫破灭以后，我们手里还有些钱，我们就开始干实事了。我们在广西建立了广西万通扶贫总公司，用无土栽培方式做香蕉苗，卖给农民，有一部分还卖给越南。还成立了广西万通制药，后来做得非常好。我们那时候就做得很实了，开始要创造财富，过程中完善自己。我们不断通过反省日完善自己。

我们把它浓缩到一句话，成为我们创办公司以后非常自觉的一个定位和使命，叫做「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我们得要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的这几个伙伴中有四个原来跟我是一个单位的，我们都是做改革研究的，学者、幕僚、官僚，这个路径很清楚的，突然一下拐了，真是有点迷茫。所以我们创办公司，第一步是解决了生存问题。到这个阶段，其实就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来实现十几岁时候的初心或者想法了。

公益：

现代公益是对所有人的

冯叔：我们做的叫现代公益，不是传统慈善，传统慈善是道德驱动，是有钱人对少数困难的人，现代公益是对所有人的。

陈晓楠：你生活中遇到过被你们的这个基金会或者某些项目改变过人生的人吗？具体的。

冯叔：特别多。比如说爱佑华夏，全球最大的儿童心脏病基金。青岛那边有一对夫妇，生俩小孩，俩小孩都是先天性心脏病，如果不救的话，可能都没了，所以就着急，可是又没钱。一个手术其实就3万块钱。然后我们有一套机制去筛出来，孩子们就活了，生死改变。后来，政府索性出台政策，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贫困家庭的，政府都包了。

陈晓楠：你做了20年的公益，什么感觉呢？

冯叔：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感觉就是改变。每件事我都能说出来我改变了什么，比商业还直接，就是会觉得你其实可以跟社会有很好的一个关系。因为你有能力改变，同时也改变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