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平等”最早倡导者宋代温州这位知县被称作中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第一人

　　熙宁年间的一个初夏傍晚，在乐清乐成官署的清风明月里，或许他一边舔墨疾书，一边感慨俗务繁琐，什么时候才能无官一身轻、寄身山水间？他手头写的，或许就是在中国家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袁氏世范》吧？清官断多了家务事，使他在该书中写下大量同女、倡导男女平等、维护妇女利益的条款。作为品级较低的地方官员，他虽然无力改变大宋法律中对妇女的不平等约束和地位，但作为封建家长，他是有权利将保护家族女性的条例写入家规。他就是袁采，写这本书时，正在乐清知县任上。

　　袁采（？-1195），字君载，南宋常山（今属衢州）人，隆兴元年(1163)进士，后官至监登闻鼓院，掌管军民上书鸣冤等事宜；在乐清知县任上他能体察民间疾苦、修建公共设施。他著有《政和杂志》《县令小录》等书，除《袁氏世范》外，其他均失传。后人评价《袁氏世范》在中国家范方面的地位仅亚于《颜氏家训》，堪为“世之范模”。且在当时朱熹（1130-1200）理学思想笼罩下的社会背景下，书中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就显得极为珍贵。本文仅罗列数项，以便管窥。

　　袁采与朱熹俗是同时代的人，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对妇女的约束，起于程颐倡导“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又经朱熹进一步宣扬，对宋代妇女在再嫁等方面有着较大约束。袁采虽然对“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之类的婚姻规则并无异议，但提出父母要以儿女婚姻幸福为出发点，综合考虑人品，不能以家财作为衡量标准。他对封建社会对妇道的某些要求相对宽泛，在其家训中只字未提，如不妒、再嫁等，似乎有“不提倡也不反对”的态度。

　　宋代大臣司马光《家范》对“为人妻者“提出六大要求，其中有一条”不妒“，袁采家范中对”妇德“的其他规范，即源于司马氏家范中提倡的“柔顺”“清洁”“俭约”“恭谨”“勤劳”等准则。可见，他在编著自家家范时，曾参考过司马氏的著作。但袁采却只字不提妇女的“不妒”之德。究其原因，袁氏应是站在女性视角，知道在一夫多妾制下，忌妒是女人天性使然，所谓不妒的“贤妇人“属严重扭曲人性，从而抱予理解态度。

　　袁采在家范中，对于女子丧夫再嫁问题并无规范，但作为地方官员，他看到寡妇谋生的难处，虽没有明确提出让她们再嫁，但也没明确表示反对。他似乎抱着“不提倡、也不反对”“任其发展”的态度。对于程朱理学注重的妇女贞节观问题，袁采以缄默的态度来对待。，似乎也表明了他在妇女守节问题上持保留意见。可见袁氏此种缄默态度与其不倡“不妒”之德是相通的。或许，他在看到妇女守节不易、寡妇谋生之难，但又囿于程朱理学之强大，他作为地方官，无法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只好缄默以对。而此种缄默，正反映了袁采对妇女的理解与同情。

　　在妇女嫁妆问题上，袁采也持一种相对开明的态度。普通人家嫁女“须随家力，不可勉强”“财产宽余”之家，“亦不可视为他人，不以分给”。他之所以如此建议，除避免纠纷和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等原因外，还有这个因素。袁采观察到，某些时候，已经嫁出门的女儿，可能比儿子更具有赡养父母的能力，“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托女家，及身后葬祭皆由女子者”。因此，他发出了“岂可谓生女不如男也”的感慨，可算是在当时重男轻女观念笼罩下男女平等思想的标志。

　　对于寡妇再嫁造成的孤女，虽还没到婚龄，袁采却主张早早许婚，让她“鞠养于舅姑之家，俟其长而成亲”。他认为，这类女童若随母嫁到义父家，则会生出“嫌疑“（毕竟不是亲生女儿），从而于女童不利。不仅如此，袁氏还强调，孤女财产应“随嫁分给”，而且必须“随力厚嫁”要尽量多给嫁妆，以保障她在夫家的地位和生活保障（宋代妇女对嫁妆有支配权）；她应该所得的田产，也一定要分给。这些举措，对当时弱势女性群体的合法权益起到极大的保障作用。

　　宋代大户人家大都蓄有婢女，不少属贫苦人家雇佣的劳动力。在民间诉讼中，袁采发现不少雇主在雇佣期限满后，雇主擅自将之婚配他人。因此，袁采主张这类婢女劳动期满后要主动送还，回归家乡，回到她们的丈夫或父母身边，切勿“不还其夫而擅嫁他人”“不还其父母而擅与嫁人”，使得她们离开家乡、离开亲人，“终是有伤人道之事“。

　　宋代中产以上的富贵家庭，除蓄婢妾外，通常还会蓄纳乳母，以哺育幼儿。袁采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求乳母令食失恩”，他说这是为哺育自己的孩子，而使乳母的亲生子而不顾，甚至使乳母终身与其夫、子相离，实有失人道。

　　他指出，家中如有“姑、姨、姊、妹及亲戚妇人，年老而子孙不肖、不能供养者”，“不可不收养”，但必须有所关防。当事人须先做一个被收养的公开声明，然后再对其财产做公证，“质之于官，称身外无馀物”，以免在她死后，其不肖子孙“妄经官司，称其人因饥寒而死，或称其人有遗下囊箧之物”。

　　袁采主张未成年孤女早些订婚，这是在两害权衡取其轻的无奈之举，他其实是极力反对”童婚习俗“的人。认为不能在孩子幼小时就谈婚论嫁。理由是男女幼童在成长过程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三观的形成、双方家境的变化等，订婚过早的话容易出很多问题，要么男方反对、要么女方悔婚，从而带来诉讼问题，造成两家反目，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元素之一，因此“可不戒哉”！袁氏对幼小议婚之弊的剖析得句句在理，字字珠玑，甚有先见之明。

　　除保证她们的温饱之外，还要给她们提供较好的住宿，冬天不受寒风侵袭。袁采既承认家长和婢仆地位的不平等，也禀承宋代理学“物我一理”的伦理观，要求家长从仁道角度出发，重视婢仆的生活保障。总之，管理婢仆，应符合法律规范，以不生事为大前提，在此前提下，尽量仁恕待之。

　　子弟不得自打仆隶，妇女不得自打婢妾。有过则告之家长，家长为之行遣”，“此执贤者之家法也”。在惩罚婢仆之后，家长应冰释前嫌，“呼唤使令，辞色如常”。婢仆受过责罚，“方内怀怨，而主人怒不之释”，婢仆是有可能“轻生而自残”。

　　作为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一员，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袁采的女性观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但他也能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体恤夫、子不肖的妇人，夫死子幼的寡妇，年迈无依的老妇，幼小丧父的孤女，地位卑下的婢妾和乳母，保护女性财产的合法权益，对妇女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怜悯之心，无怪乎后世学者陈东原称其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女性同情论者”。他反对童婚，对媒妁之言和“亲上加亲”持谨慎态度，反对阀阅、财产婚，主张“人物贵相当”，亦体现了较为进步的婚姻观念。

　　《袁氏世范》共分《睦亲》、《处己》、《治家》三卷，共23000多字，内容非常详尽。其中，《睦亲》55则，论及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家庭关系的处理，阐明了家人族属如何和睦相处的基本准则，如强调“父慈子孝”，父母对待子女要“均其所爱”；家庭成员之间提倡“长幼贵和”“相处贵宽”“各怀公心”。《处己》64则，纵论立身、处世、言行、交游之道以及如何提升自我修养的规范要求，如强调在待人接物时，不能“因人之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面对财物，“不损人而益己”；面对患难，“不妨人而利己”。《治家》40则，主要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奴仆、田产、赋税、债务等事情，如对于佃户应该看作是自家的“衣食之源”，要体恤、厚待，借贷要少收利息，遇到灾害要减租；购买田产时要公平交易，经营商业时不可掺杂使假。全书以儒家之道为依据，娓娓道来，营造出一种和睦安宁的家教氛围。因此历代士大夫都十分推重该书,都将它奉为至宝。

　　其中不少于今仍有重要教化意义，如“小人当敬远”“厚于责己而薄责人”“小人为恶不必谏”“家成于忧惧破于怠忽”“有所期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