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城的诗歌传播
古都长安是唐王朝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也是唐代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中心。唐诗里有大量歌咏描写长安的名篇佳作,长安也见证着唐代诗人的生活轨迹与文学活动。可以说,一千三百年前的唐代长安城,处处洋溢着诗歌的芬芳。古都长安与唐代文学的关联问题,是一个边界非常宽泛、内涵极为丰富的学术命题,牵涉很多不同的侧面。我们今天讲座的时间有限,无法把这个话题充分展开,所以仅仅选取社会空间与文学传播这个比较小的角度,从“社会空间”的角度,探讨一下长安城的唐代文学,主要是唐诗的情况。
所谓“社会空间”,指人们通过群体活动所建构的生活与文化空间。长安的社会空间,常常被唐代诗人写进诗中。白居易有一首诗《登观音台望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观音台即南五台主峰,在长安城南不远处。诗写凌晨登观音台俯瞰长安所见,四句诗写了三个空间,分别写到郭城、皇城与宫城。“百千家似围棋局”,写外郭城整齐划一如棋盘,横平竖直。“十二街如种菜畦”,写皇城主要的十二条街横平竖直如同菜地的畦陇;“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写凌晨百官赴大明宫上朝情景。所谓“五门”,指大明宫南面以丹凤门为中心的五座城门。
唐代的长安城是一座面积达八十四平方公里的壮丽京城,根据文化内涵与外部表征的不同,可区分成政治礼仪、宗教信仰、商业贸易、园林游赏、起居生活等不同的社会空间形态,这些都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特殊的视角。唐代虽然已有雕版印刷,但主要用于印制佛经与皇历,当时的文学作品传播,主要还是依靠手抄和传唱,因而诗歌传播与地域空间的关系显得尤为密切。因此,能否位处长安文化中心,对于唐代诗人的诗名和诗作流传至关重要。在唐代长安不同的社会空间与文化圈层中,诗歌传播呈现不同的路径与面貌。由此形成了功能不同的三重文化圈:宫廷文化圈、士人文化圈和市民文化圈。唐诗是流动于各个圈层之间最活跃的文化元素。三重文化圈既相互独立又互为关联,帝王的好尚是传播的重要助推,士人的风尚是传播的主体,庶民的喜好为唐诗传播起到助推作用,文人雅集和音乐传唱又是最有代表性的传播方式。考察长安社会空间与文学传播的关系,既可为唐代文学研究打开一个新的视角,也可为长安古都文化的研究拓展一个新的侧面。
唐诗传播中心
唐代的长安城不仅是唐王朝的国都,而且是东亚地区的国际化大都市,来自日本的遣唐使与留学生漂洋过海来到大唐,来自中亚和西域的使者和商帮踏着丝路驼铃经过万里风沙会聚长安。而对于唐代文人来说,能够奔赴长安、名动京师几乎是所有文人曾经的梦想。在长安成功,诗人的身价和声望会倍增;相反,处于长安之外,其诗名影响会受到很大局限。对唐代诗人而言,无论在文学还是政治上,长安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空间,如卿云《长安言怀寄沈彬侍郎》所谓“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对唐代诗人而言,无论在文学还是政治上,长安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空间,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在论及初唐长安的京城诗时也注意到这一点:“七世纪前半叶的诗人在长安面前惊叹不已,它是伟大的城市,是当代的奇观,是大唐帝国威力的生动证明。在长安任职意味着成功,展示了希望,在其他地方做官则表明失败。”
长安城既有庞大的诗歌创作群体,也有比较高明的读者队伍,唐代的官吏和候补官吏群体中能诗者数量庞大。据杜佑《通典》记载,开元时期中央衙署有流内官两千六百多人,胥吏三万五千多人。每年进京赶考的人数,仅进士科即有上千人甚至数千人之多。当然,这些数字在唐代近三百年时间里有些变动,后期官僚机构会更加膨胀。此外,还有数千乃至上万的进京铨选的“选人”群体,而门荫入仕者多有“诗书传家”的家风熏陶,例皆能诗。因而,诗歌在长安具有绝佳的传播效果,《唐才子传》记载晚唐诗人赵嘏事迹时说“一日名动京师,三日传满天下”,可以视为对长安唐诗传播最形象的概括。
很多诗人的成名是因为其诗传于长安,得到了长安文化圈的认可,比如所谓“吴中四士”,虽为来自吴中的江南才子,《旧唐书》记载他们四个人“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上京就是指长安。“吴中四士”虽然来自江南,却是在长安成名的。在史料文献中,从初盛唐至中晚唐,“名动京师”的例证可谓比比皆是:初唐贞观的王义方,后来官拜御史台侍御史,刘肃《大唐新语》卷八说他:“博学有才华,杖策入长安,数月,名动京师。”再如中唐时期著名的诗僧灵彻上人,《唐才子传》说他:“贞元中,西游京师,名振辇下。”辇下指的就是京城之中。
盛唐诗坛著名诗人王维和李白更是两个显例。王维年未弱冠即来长安,为宗室岐王和玉真公主所赏知,很快融入长安文化圈,年少即得大名,《旧唐书·王维传》记载:
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
王维很早进入长安,并长期生活于此,活跃于长安各个文化圈层,从宫廷政治空间到街市坊里空间,长安文化的主要方面都呈现在他的诗中。他的诗歌充满了流行于当时的“长安趣味”,从而成为“一代文宗”。李白与王维同龄,但僻居蜀地,出蜀后又长期漫游于荆楚吴越等地,开元间入长安求仕无果,直到天宝元年才被征召入京。他的一朝荣宠,比王维晚了二十多年。而且在京供奉翰林名为三个年头,实则不足二载,旋即被“赐金还山”,离开长安,继续东游,李白在长安不过是短期过客,昙花一现。因而当时他在长安诗坛的影响,远不及王维。
唐代交通发达,馆驿遍布全境,据《唐六典》载:“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这一交通网实际上也是诗歌的传播网。作为诗歌版图中心的长安,也是唐诗传播网络的中心和枢纽。
白居易正是借助长安的传播平台,一跃成为当年的科考明星。他在给好朋友的书信《与元九书》中曾经不无得意地自夸:“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正因如此,白氏文名成于长安,又自长安传至乡野:“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元白于通州与江州间的唱和之作“江南人士,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旧唐书·元稹传》),二人唱和诗由江南传至长安,长安既是终点,是传播之目的地,又是再次传播的新起点。
传播的实质是跨越时空的信息共享,唐诗沿着驿路从地方传到京城,又以京城为起点,传到更远之处,中原以外的边疆藩国乃至东亚各国,都可找到以长安为中心传播唐诗的痕迹。白居易为元稹所撰墓志铭序称:“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可见元稹诗歌影响力已在万里之外。日本遣唐使十三次来唐,长安是必至之所,他们在带走科技文化的同时,也把唐诗传到了海外。可以说,在唐代已建立起了以长安为中心的诗歌传播体系。通过交通馆驿和人口流动,由点及线,由线及网,通过种种渠道,把唐诗传播至中原之外边荒之地,乃至流向异域海外。
宫廷空间与唐诗传播
从初唐至晚唐,唐代历朝帝王多雅好诗文,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助力。唐代帝王的好尚对于唐诗的传播与兴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唐诗佳作通过各种途径传至深宫,又由于帝王的喜好而流播京城。宫廷作为政治礼仪空间,既是诗歌传播链条的终点,也是再次传播的起点。对这一现象,明人胡震亨称:“唐人诗集,多出人主下诏编进。如王右丞、卢允言诸人之在朝籍者无论。吴兴昼公,一释子耳,亦下敕征其诗集置延阁。更可异者,骆宾王、上官婉儿,身既见法,仍诏撰其集传后,命大臣作序,不泯其名。重诗人如此,诗道安得不昌!”指出帝王不仅参与作诗酬唱,也参与了编集、评赏、传播等环节,几乎参与了京城诗歌活动的全过程。所谓“更可异者”,表面上似有不解,实则折射出胡氏站在明人立场上,对唐诗繁盛的艳羡,因而有唐代“诗道安得不昌”感叹。
唐代开国伊始,大乱初定,即显示出文治灿然的不俗气象。唐太宗自称“虽以武功治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旧唐书·音乐志》),登基之前,即和秦王府十八学士时有唱和。贞观年间,更以帝王之尊,成为宫廷诗歌沙龙的主持者。《全唐诗》的编者认为他是开一代文风的人,评之“初建秦邸,即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太宗朝以君臣唱和为主要形式的文化沙龙,对唐诗在长安的传播功劳甚大。作为一代封建王朝英主的太宗也为继体诸君开了先例,后来诸帝多有诗歌问世。
比之太宗朝,高宗武后两朝对文艺的重视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宫廷文化沙龙的人数规模、热度氛围也远远超过贞观时期。其时沈宋等往往在这种诗歌沙龙中一举夺魁,在宫廷氛围中成长为当时一流诗人。至中宗朝,君臣之间,游宴赋诗,几乎到了疯狂程度。中宗景龙年间,据考证,从景龙二年至四年,大型诗歌活动达到七十余次。臣子在君王眼中,不仅是僚属,更是诗友,这些游宴活动为诗歌传播和近体诗的成熟提供了最佳的平台。
玄宗是文艺全才,加以开元年间政通人和,尤重文士,因此其在位时期是长安诗坛的黄金时期。在玄宗的倡导下,君臣共同参与的大型诗歌活动屡有出现,长安的唐诗传播亦可为“一时之盛”。
中唐之后,代宗有感于安史之乱大乱底定,开始有意识重用文臣。其后德宗亦好文,史载“每年征四方学术直言极谏之士,至者萃于阙下,上亲自考试,绝请托之路。是时文学相高,当途者咸以推贤进善为意。上试制科于宣德殿,或下等者,即以笔抹之至尾。其称旨者,必吟诵嗟叹;翊日,遍示宰相学士,曰:‘此皆朕之门生。’公卿无不服上精鉴”(《唐语林·赏誉》),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俨然诗坛盟主。《唐才子传》载:
德宗时,制诰缺人,中书两进除同,御笔不点,再请之,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宰相请孰与,上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也”,俄以驾部郎中知制诰。
此条实为因诗得官的佳话。韩翃此诗经德宗金口玉言的“钦点”,辅以本事之传播,遂致身价倍增。
元白的诗歌都曾为帝王所激赏,元稹去世时,白居易为其所作墓志铭序说:“公凡为文,无不臻极,尤工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白居易去世时,当时唐宣宗李忱刚刚即位,作《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诗歌充分表达了对白居易诗歌的欣赏与喜爱。尤其“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一联,说明白居易诗传播范围之广,影响之大。
士人交游与唐诗传播
诗歌是最为简约而精粹的文学样式,在某种意义上,作诗是一种对阅读的期待。唐代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光时刻,诗人创作之时,多有寻觅知音的迫切愿望,存有对潜在读者的期待,因而,唐朝文人多具有强烈的传播意识与传播动机。宋之问《祭杨盈川文》宣称:“自古皆死,不朽者文。”杜甫对自己的诗歌传播也颇为自信,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韦济“每于百僚上,猥颂佳句新”。白居易在江州时编辑自己诗集,有诗宣称“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都对诗名远播充满了期待。
唐代长安拥有百万人口,是唐帝国最大的城市。对唐诗而言,长安的社会空间云集了文化素质较高的读者群,是唐代诗人猎取功名与诗酒雅集的双重舞台,也是诗歌最为理想的传播空间。长安分布着众多的佛寺、道观、园林、亭台,乃至于街衢坊里等,是文人活动的公共社会空间。以文化景观为中心,构成了诗酒唱和的雅集空间和传播平台。文人雅集作为一种特殊的传播方式,属于点对点的精准传播,传播效果非常显著。
比如大慈恩寺作为当时的长安城东南名胜,是士人雅集的文化空间,当时除了在塔上题诗,寺里还提供“诗板”供人题诗,并加以收藏。在科举文化中,“雁塔题名”是新科进士的荣耀,白居易就曾有两句诗“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写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那一年考中了十七位进士,他是其中最年轻的,感觉无比自豪。其实白居易是772年出生,那一年已经二十九岁了。唐代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二十九岁在唐代士人进士及第年龄中,仍是非常年轻的。再比如天宝十一载(752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和杜甫五位诗人同时登上大雁塔,看到风景如画,关中风光尽收眼底,就分别写下诗歌。流传至今的有四首,除了薛据的诗失传了,其余四个人的诗都流传至今。我们比较这四首诗,杜甫的诗《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写得最好。其中“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这几句通过登临高塔的见闻与感想,委婉地折射出当时在歌舞升平掩盖之下的政治危机,表达了诗人对政治时局的忧虑和感慨,其他三人的诗都缺乏这种思想深度。所以虽然五个人同时登上塔顶赏景作诗,虽然他们站在同一个“地理高度”上,但他们并非站在同一“心理高度”上,杜甫在精神高度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这次五位诗人同登慈恩寺赋诗,是长安城文人日常雅集一个代表性个案。这样的雅集不仅发生在公共园林,也出现在皇宫与朝堂之上。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春的一次四人雅集,这次杜甫也参加了。贾至、王维、岑参与杜甫在大明宫同朝为官,四人互为酬唱,同时留下“早朝大明宫”之作,可视为宫廷政治空间的文人雅集。这四位当朝的士大夫,既是同列,又是诗友,当时贾至官拜中书舍人,是中书省的重要官职,负有“代天下立言”的重要责任,在四人中官位最高。所以他先写下一首《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这是唱和诗中的原唱,继而王维、岑参和杜甫皆有和作,四位诗人的作品都流传至今。一千多年来,古代的诗评家一直热衷于讨论这四首诗的优劣,如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便称“右丞擅场,嘉州称亚”,施补华《岘佣说诗》认为“以岑参为第一”,尽管诗评家和读者的口味可能有所不同,各有偏爱,但比较多的意见认为,王诗和岑诗相对而言略胜一筹,可谓并列第一,贾诗第三,杜诗垫底。
至于唐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流派与文学集团,其形成过程也离不开长安的社会空间。初唐四杰、文章四友、吴中四士、大历十才子、元白诗派、韩孟诗派、咸通十哲等,多因在长安雅集唱和而得名。
唐代文士干谒成风,地位崇高的政坛与文坛前辈也乐于提携后辈文人,留下很多佳话,这也可看作特殊形式的文坛雅集与诗歌传播。晚唐孟启《本事诗·高逸》记载:李白初到长安,住在旅店。诗坛前辈贺知章知道后去见他,请求李白出示自己的诗文。李白拿出自己所写的《蜀道难》,贺知章读了之后,连声赞叹,并送给李白一个雅号“谪仙人”。所谓“谪仙”,就是说李白其人其诗不同凡响,乃是天上的神仙下到了凡界。于是,贺知章解下身上佩带的金龟换酒,与李白大醉而归。由于贺知章的影响力,时间不长,李白就名动京师,他的作品引得“长安纸贵”。
举子们为了榜上有名,进京后多方结交名公贵人,向他们投献诗文以求赏识,谓之行卷。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记载,大诗人白居易进京赶考时,曾向官拜著作郎的文坛前辈顾况行卷。顾况生性诙谐,喜开玩笑,由于翻开诗卷时,首先看到的是白居易的姓名,就和年轻人开玩笑说:“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长安作为唐代的超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很高,要想“居”住下来很不容“易”。然而翻开诗卷读到《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两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击节赞叹:“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于是尽力提携,使白居易很快名震长安。其实这个材料本身是大有问题的,据专家考证,白居易初进京的时候,顾况已贬官饶州,在饶州和苏州一带活动,当时其人并未在长安。不过,这则故事经过《幽闲鼓吹》《唐摭言》《全唐诗话》《唐语林》等书的辗转传抄,细节越来越丰富。“好事者”在传播这个故事时,把地点放在长安,也说明在当时人眼中,长安才是发生这类文坛轶事最合适的地方,因为唐代的长安拥有诗歌的高端读者群,也拥有最具影响力的文坛“舆论领袖”。按照现在新闻传播学的观点,传播者对信息价值有所谓“增殖效应”。信息实质上并不仅仅取决于自身价值的大小,传播者的社会等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传播的力度。唐代长安城云集了社会等级较高的传播者,对唐诗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增殖效应。
唐诗在长安的音乐传播
唐诗有很多篇章是所谓声诗,可以和乐而歌。声诗传唱的空间从宫廷教坊到士大夫阶层,再到市井艺人,涵盖了官方与民间,传播的层面极其广泛。在唐代长安这种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中,以娱宾遣兴的娱乐方式传唱诗歌是唐诗传播的重要路径,口耳相传是庶民阶层传播诗歌的重要方式。
在人口密集的特定区域,口头传播是一种更为高效的方式,通过歌舞等表演活动,让诗歌插上音乐的翅膀,从书斋走向市井,可以在人口密集的社会空间传播久远。与书面传播相比,音乐传播的速度更快,传播的范围也更为广泛。在抄本时代,书面传播也许是点对点的传播,而口头传播却可以实现公众场合的一传多,因而效果特别明显。据辛元房《唐才子传》记载,康洽“工乐府诗篇,宫女梨园,皆写于声律。玄宗亦知名,尝叹美之”,王之涣“每有作,乐工辄取以被声律”,李益“风流有词藻,与宗人贺相埒,每一篇就,乐工赂求之,被于雅乐,供奉天子”,即为长安唐诗音乐传播的例子。
王维之所以能主盟长安诗坛,除了长期生活于长安,诗风体现京城诗的趣味外,他的诗以乐章的形式演唱于王公府第,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旧唐书·王维传》载:“代宗时,缙为宰相。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可见代宗对于王维的冠代诗名,印象最深者首先是听闻而来。王维的名作《送元二使安西》原为送别之诗,被乐工谱为《渭城曲》,又名《阳关曲》《阳关三叠》,成为离席祖筵必唱之曲,凡长安送别皆歌此曲,传唱不衰。至中晚唐更为流行,白居易常听此曲,谓“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李商隐也曾经“断肠声里唱阳关”,其后历元、明、清,一直传唱至今,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千古绝唱”。
任半塘先生《唐声诗》云:“盖声诗在唐,不仅表现于自发之街陌歌谣、边戍唱叹、筵间酒令、柩前挽歌而已,亦不限于在宫廷仪式或士大夫生活中始于乐舞有制作,有欣赏;犹赖市井廛中之伎艺人,运其智慧与经验,不断劳动创作,演变出许多新体,充分流行于民间,以益蔚成此业之繁荣。”可见声诗传唱的空间,从宫廷到士大夫阶层,再到市井艺人,涵盖了官方与民间,传播的层面极其广泛。自高祖武德时宫中即设教坊,玄宗开元三年又置左右教坊,天宝时复置梨园,这些宫廷官方的乐舞机构亦演唱诗歌,在唐诗的音乐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
“旗亭画壁”即讲述梨园唱诗之事,旗亭指酒楼,画壁指歌女唱诗而作记号。据唐人薛用弱《集异记》卷二载,开元年间冬日天寒微雪之时,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同到酒楼小酌,忽逢梨园歌女和乐唱诗。三人避席观看,暗中约定画壁记数,歌女唱谁诗多者即为优胜。歌女先演唱了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高适《哭单父梁九少府》,接着又唱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其三),并未演唱王之涣诗。王之涣即说这些歌女皆“潦倒乐官”,所唱皆“下里巴人”之词。指着歌女中气度最佳者说必唱己诗,后果然演唱其《凉州词》,三人皆大笑。歌女伶官得知缘故后,请三位诗人上座,待以美酒佳肴,三人大醉而归。当然,这则诗坛轶事本身,经过学者考证,已被证伪,因为三位诗人虽然先后都来过长安,但并未在同一时间有过聚首。但是伪材料中蕴含着真信息,这反映了三位诗人的作品传唱一时,唐诗在长安通过音乐传播也蔚为风尚。
就传播的方式看,唐诗在长安的流布主要靠文士之间的诗歌交往和乐工歌伎的传唱,这种诗歌交往和传唱涉及长安社会各个阶层。当然,除音乐传播之外,题壁传播也是唐诗发表的流行方式。长安城里朝堂之上、寺观之中、坊里宅门,都是诗歌题壁的重要空间,个中情形更为复杂,今天我们就不展开讲述了。
文学活动本身包含了创作、传播、评价与接受等要素,传播作为活跃的因素,渗透在文学活动的全过程,所以,从某种意义而言,唐都长安的诗歌史,实际上也可看作一部诗歌的传播史。
(魏景波)
【编辑:田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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