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小时候,最盼望的是村里的集市。“以席为店,届成集市”,集市是人和商品的汇集地。日头才磨蹭上树梢,集市上已是人头攒动,脚步嘈杂。大人小孩谁不爱凑个热闹?我踮着脚尖,鹅一样伸长脖子,只见小商贩麻溜地在路旁拉开阵势,花花绿绿的物件铺陈开来,地面仿佛一下子钻出来一片小树林。熙熙攘攘的街道被人潮淹没了,把这过节般的闹腾劲儿撩拨得更加红火。虽然春节不常有,赶集却可以常有。姥姥家在小流屯,县里人口最多的村子,有的是空场开集,旁的村子可是比不了的。

　　农村的赶大集,走起来有多挤?一个不小心,就被人滴溜溜踩掉鞋子。如果提鞋不及时,只能蹲下扒拉开一条条人腿踅摸,那鞋呐早踢没影儿了。为这,姥爷姥姥赶集时不忘铁箍似地攥着我的手臂,生怕一个眼错不见,我像鱼一样滑走了。人腿上不长眼睛,猫和狗警觉得很,再好奇也不往人堆里扎。听说有的集市上出了踩踏事件,死人了,真是奇事!村民们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惊讶归惊讶,集还是照样要赶的。

　　集市上充满了巨大的,衣服、吃食、日用品、小玩意儿……摆满街道两旁。虽然没有商场柜台里齐全,可去一趟城里得大半天的时间,多不方便!更巧的是家里缺什么,集市上就有什么。约莫出售商品的往往也是农人,最懂买家的心思。计划经济时代,人对物质的要求很低。一场集市赶下来,村民们吃饱喝足看够,再买些日用品捎回家,就能身心愉悦好几天。尤其对孩子来说,单是看一看、逛一逛就足够舒心快意了。

　　集市最头上是零食摊子,散装的日本豆泛着细腻的光泽。日本豆又叫鱼皮花生,并不是日本特产,听说因为远销日本才叫“日本豆”,与荷兰豆不是荷兰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味道嘛无非是油炸花生豆外面裹一层面粉,后槽牙咯吱咯吱磨起来,脆中带着一丝回甜。滋味虽平平无奇,可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廉价的零食也不是谁都舍得给孩子买的。大人们扯着饿狼似的孩子穿过零食摊,要费好大的力气。偶尔吃到一次又香又脆的日本豆,简直中奖一样兴奋。

　　往前走几步,能听到卖糖稀大爷响亮的吆喝声。搅糖稀用的是饴糖,也就是麦芽糖。将两根木筷子沾上一大团糖稀搅来搅去,蜘蛛一样拉出细长的丝,玩够了才吃。黏黏的糖稀我不稀罕,也吃不出什么趣味来,合我心意的是用这种糖做的小点心:蜜三刀。

　　方方正正的蜜三刀像个小枕头,表皮红亮,身上裹着层白芝麻,一口咬下去,沙甜绵软。蜜三刀的芯有层空壳,里面有少许糖汁,吃起来有爆浆的感觉。做得地道的,每块上面都有三道细细的折痕。

　　小时候我总是纳闷儿:为什么叫蜜三刀?“蜜”是甜如蜜,“三刀”又从何而来呢?后来才知道这名字的典故。说是苏东坡与友人诗酒相会,席间苏东坡抽出一把新得的宝刀,在青石板上试刀时“咔咔咔”连砍三刀。刀锋利极了,在石板上留下三道深深的刀痕。这时,侍从端来一种新做的糕点,十分可口,还没来得及取名。苏东坡应众人之请为点心起名,他见糕点表面亦有三道浮切的刀痕,心念一动:“蜜三刀是也”。蜜三刀因此名噪一时。

　　姥姥姥爷一赶集就买炸糕给我吃。油炸糕有多好吃?即使有众多其他参照物,依然是我的不二之选。蜜三刀已经很美味了,可是油炸糕更胜一筹:蜜三刀是冷的,炸糕是热乎的甚至烫手的香甜——冷热对比,高下立现。

　　集市深处最具吸引力的就是这炸糕摊。小娃们本就是淌着口水赶集,见炸糕摊子粉墨登场,那双脚像生了根一样,怎么也拔不动。忙碌的摊主手脚麻利、有条不紊,先是用大铁锅烧好热油,把一个个裹着红糖的生面团放进油里滚。面皮由白腻转为浅黄,再到金黄,罩沥捞出来脆脆的,被小贩轻轻地抖到沥油的架子上。一双双晶亮的眼睛盯着仍冒着小油泡的炸糕,不停地咽口水,那眼睛也生了根。

　　刚出锅的炸糕脆得掉渣,糙纸包着,油慢慢沁出来,洇开一朵朵小花。撕开金黄外皮的瞬间,口腔内甜香四溢,温热的红糖缓缓在舌尖上流动,整个人周遭被蜜汁浸透了。炸糕须得趁热吃,凉了会发硬,里面的糖也凝固了,少了那种吃起来微微黏住牙齿的软糯和快乐。

　　只一次,姥姥忘了给我买油炸糕。事情源于街头小贩的一筐小鸡。那是一只褐色的柳条筐,里面满满腾腾挤着一群颤动的小绒球。路过的人瞅上一眼,都会想到鸡生蛋,蛋生鸡,鸡蛋无穷尽也……不由心里泛起一层希望和温柔。生意太好了,人们把蓄着老鼠须的小贩围成个圈,他是圆心,大家争着把手中的票子递给他。小贩喷着唾沫星子,像只噗噗吐泡的螃蟹,手舞足蹈地忙乱着。他咧着嘴展示手中的鸡崽如何活泼健壮,时不时拿黝黑的手指拨弄着,惹得它们啾啾叫。如果不是和姥姥争执起来,他仿佛一直能快乐死了。

　　他们是因着两元钱争执起来的。姥姥坚持说给钱了,小贩攥着大把票子,摊开松树皮似的手,不屑地说:“你看俺手里哪有两元钱?”姥姥以人格担保,自己明明把钱递过去了,小贩则一口咬定压根儿没见着。姥姥脸涨得红薯皮一样,据理力争:“方圆十里你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俺是个实诚人?你问问去,你去问问!”可那大手中确实没有绿色的两元钱,那张薄薄的纸去哪了,难道长了翅膀飞走了?

　　我的目光粘在不远处的炸糕摊上,盘算着一会吃几块炸糕。等意识到不对劲时,他们已经你一句我一句地吵起来了,话密得插针的缝儿都没有。吵够了,瘦弱的姥姥牛一样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愤愤不平:自己丢了钱和面子,丢钱事不算小,丢面子事更大。姥姥把名声看得很重,即使她只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老太太。我后悔自己的懦弱和迟钝,姥姥待我这样好,我竟没有帮她出头,只是木讷地站着,像其他冷漠的看客一样。如果我和她一起声讨卖鸡的小贩,姥姥会不会不那么孤立无援?

　　正午的阳光撒在头顶上,仿佛一只无形的手,扯着地上一大一小两个黑影子慢吞吞地移动。往常赶集,姥姥挎的柳条篮子里满当极了:蔬菜根上带着新鲜的泥土,活鲤鱼在抽打尾巴,缚着翅膀的大红冠子公鸡喔喔叫着,统统被我们祖孙俩拎回家。这次呢?来时踏着快乐的鼓点,走时腿上拖着秤砣,步伐沉重。唉,糟糕透了。

　　年幼的我不会开导姥姥,说不出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这样的大道理。只是模模糊糊记起,小贩好像是把绿色的一张票子,随手找给了其他买小鸡的人。

　　姥姥听了暗暗吐出一口气,脚步犹豫了,像是要返身回去理论一番。可想到一个五岁孩子的话,无凭无据,空口白牙,就像《皇帝的新装》里指着皇帝说没穿衣服的小孩,有谁信呢?算了吧,老天爷看着呐!既然姥姥给钱了,她定是没有错的;卖鸡的小贩忙中出错,也算不上坏人吧,大概谁也没有错吧?我有些迷糊了。

　　姥姥终于想起了油炸糕。因为耽搁了时间,卖炸糕的快要收摊了,别人挑剩的炸糕孤零零地躺在铁丝架上,真是委屈。我小鸡啄米似地啃着炸糕,嘴里没滋没味。

　　这件事之后,我下死眼地将两元人民币看了好几遍:这是第四套80版两元人民币,正面两个端庄的维吾尔族、彝族女子头像,背面为南海“南天一柱”风景图……

　　现在的人经历了出门带现金、消费再到手机支付的过程,像买小鸡这样的乌龙事件少了很多。后来为了优化币种,两元人民币完成了使命,不再用于货币流通,已退出阿堵物的舞台,就像姥姥这一代人,无声默片一样退出了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