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立海南

　　椰风徐徐，海韵声声。在2018年4月13日举行的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习总郑重宣告：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30年披荆斩棘，30年砥砺奋进，30年埋头苦干。如今，这个较为封闭落后的边陲岛屿，已发展成中国最开放、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特别是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远瞩、统筹谋划，立足海南实际，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新时代海南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推动海南各项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机遇属于勇于创新、永不自满者。作为改革开放最大的“试验田”，海南经济特区30年的发展历程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无比壮美的一页。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30年前。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海南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和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那是海南30年发展历程的启幕，也是一代“闯海人”慷慨激昂的故事开端。彼时，“十万人才”初到海南，他们一穷二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结果如何，敢于尝鲜冒险的“闯海人”精神成了他们共有的记忆烙印。而他们敢闯敢拼、动人心魄的创业故事，折射出一个年代的精彩。

　　中央作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就是要“把门打开”，让海南实行比其他经济特区还“特”的经济政策，经过若干年的奋发努力，将海南岛的经济好好发展起来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双手接过红军的钢枪，海南岛上保卫祖国……”1973年，一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海南向世人递出的名片之一。由此，更多的人开始知道海南，了解海南。

　　那时的海南，名叫“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隶属广东省。从“海南州”到“海南省”，这样的跨越是如何实现的？

　　1980年6月11日，时任广东省委的习仲勋同志在广州主持会议，研究决定就《关于加快海南经济建设几个问题的提议（草案）》向中央汇报。国务院对海南岛的问题十分关心和重视，于6月30日至7月11日在北京召开了海南岛问题座谈会，开发海南岛被提上日程。一个多月后，国务院转批了《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明确海南岛的开发建设“主要靠发挥政策的威力，放宽政策，把经济搞活”“对外经济活动可参照深圳、珠海市的办法，予以较大的权限”。

　　此后数年，一个“更大的特区”的想法在中央领导心中逐渐成形。1987年6月12日，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应邀来访的南斯拉夫客人时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他向客人介绍海南时如数家珍：“海南岛和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铁矿、石油，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带作物。”他进而说道：“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1988年4月13日上午，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出席七届全国一次会议的代表们庄重地举起右手，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这是海南人民盼望已久的历史性一刻：历经风雨，在中央的关怀和殷切期望下，海南省终于诞生了。

　　在胶卷紧缺的年代，现任海南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黄一鸣“奢侈”地多次按下快门，记录下这一庄严时刻。“咔嚓、咔擦、咔嚓”，伴随着照相机的快门声，“中国党海南省委员会”“海南省人民政府”牌匾“露出真容”的瞬间被永久定格在1988年4月26日。

　　资源丰富，是海南岛的一大优势。海南具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土地总面积5086万亩，占全国热带面积的42.5%，是生产橡胶、椰子、油棕等许多热带经济作物和四大南药的基地；海南的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已探明的各类矿产有60余种，石油、天然气的储量也很丰富；海南岛四面环海，海岸线%，海产品种类繁多……

　　据知情人士介绍，海南岛由州至省，还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海南岛是我国的国防前哨地区，又是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地。海南岛3.4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绝大部分是农村，600多万人口中有500多万农民。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南岛形成了封闭、单一的经济格局，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属于相当不发达和落后的地区。因此，就海南岛自身的多种综合性特征和因素而言，它的发展在我国具有充分的典型性。既有利于尽快提高老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又有利于支援全国的现代化建设，对全国的改革开放有着先行试验和借鉴作用。

　　其二，海南地处亚太腹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是我国连接东南亚的前沿，拥有连接欧洲、非洲、澳洲和亚洲南部国家最近的海上航线，而且作为我国位置最南端的交汇点，是航空线、航海线、陆路交通线的潜在枢纽，具有沟通我国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巨大优势。讲：“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文选》第三卷，第51—52页。）

　　“放眼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海南这一‘更大的特区’的建立，是同志着眼于我国改革开放全局布下的一颗重要棋子”。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我的海南梦——痴心热土三十载》一书中写道。

　　“中央作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就是要‘把门打开’，让海南实行比其他经济特区还‘特’的经济政策，经过若干年的奋发努力，将海南岛的经济好好发展起来。”迟福林告诉记者。

　　发展起来的海南了不得！海南建省办特区后，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仅建省头3年固定资产投资达170亿元。1993年全省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4亿元，比建省前的1987年增长2.7倍。30年来，海南地区生产总值增长20多倍，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更是增长了200多倍，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30年来，有千千万万的“闯海人”曾经在海南这片热土上奋斗过。其中，有的人扎根海南，有的人北上发展，还有的人远走异国，但他们都深深烙上了“闯海人”的精神印记

　　随着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消息传开，无数年轻人的和梦想被点燃，他们如潮水般涌向海南，一直从1987年秋季持续到1988年夏天，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闯海人”。

　　海口市三角池是每个“闯海人”内心深处抹不去的记忆。当时的海口还没有人才市场，市人民公园一侧的东湖一带树荫浓密，“闯海人”就到这里乘凉，大家互通有无，了解信息。不久，三角池和东湖一带，成了闯海者们聚会和交流的场所。

　　据海南闯海文化研究专家吴志良回忆，当时东湖和三角池每天都是人头攒动，墙壁上贴满花花绿绿的自荐书、招聘信息等，这就是后来在“闯海人”心目中占据很高地位的“人才墙”，也称“闯海墙”。

　　彼时的海南岛，以大特区之“特”吸引着全国各地各类人才一路向南，心甘情愿将青春和芳华交付于这方热土。“十万人才过海峡”的背后，是特区磁力的彰显，更是“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创业。

　　日本一家知名媒体曾专门报道称：“在中国海南岛海口市的一个叫三角池的地方，形成了知识分子自由流动的集聚地，全国各地来的人在那里可以得到人才交流的各种信息。”

　　“当时，来海南的人才很多，用工单位在‘人才墙’附近，用不了两三根烟的功夫就能找到合适的大学生。”吴志良说。

　　上世纪80年代，重点大学毕业生是时代骄子，一般都是4个去向——读研、留校、省市机关和大型国企。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后，去海南成了大学生的第5个选择，“去海南比去美国还热”。

　　1988年，时年22岁，现任海南省工商联主席、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即将从重庆大学机械系锻压专业毕业，一个重大的选择摆在了他面前：去哪里工作？景柱还记得，当年自己在毕业分配意向表上填的是祖国边疆地区、企业或民办科研机构。

　　揣着90元钱和一本大学毕业证书，景柱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当年来海南，先乘车到徐闻的海安港，准备换船登岛时，我第一次看到大海，当时太兴奋了，穿着衣服就直接跳进了大海。”景柱说。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景柱回忆，当时海南还很落后，海口市仅有一个红绿灯。他是拿着报到信来的，虽免去了很多“闯海人”初到海南在人才墙找工作的烦恼，但心理落差仍然很大。

　　“海南汽车冲压件厂”，这是景柱报到信上的单位名字。通过几番打听，景柱来到了一荒地上，“这就是厂子？”景柱不免怀疑起来。

　　没错，这个大荒地就是海南汽车冲压件厂！“当时厂子里堆满了锈迹斑斑的设备。大家住的都是工棚，一个在华中理工大学毕业的大学生看到我来了，抱着我号啕大哭。”景柱说，现实的差距、语言的障碍、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海岛的孤寂感，都是他们那代“闯海人”登岛后要克服的障碍。

　　交了报到信，景柱换来了4样东西：一张折叠床、一块木板、一张凉席和一床蚊帐。“这是我当时所有的家当了。”景柱告诉记者，从此，他成了厂里的一名普通技术员。

　　景柱从技术员、车间主任干起，快速成长为海南汽车制造厂厂长，成为海南的第一批“拓荒者”。“我从一个大学毕业生到海南汽车制造厂厂长只用了9年时间，基本上算是一年一个台阶。闯海南遇到了许多挫折，但是，开放的海南岛给了我们这些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和机会。”景柱说。

　　8700吨、5600箱！这是景柱来到厂里看到的那些堆积如山的设备。“这是从菲律宾引进的福特汽车冲压厂全套设备，我们这批大学生来了之后，在老师傅的带领下把它们装起来了，这也成了后来海马发展的资本。”景柱告诉记者。

　　“海南建省初期，汽车工业还是‘一穷二白’，我们却敢说这里将成为一片汽车的海洋。”景柱说，当时媒体报道后，社会一片哗然，一些汽车专家听了也不信，觉得在海南造汽车是天方夜谭。

　　海马初期的发展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同日本汽车品牌的合作。当时处于危机之中，急于寻找和开拓新发展空间，而海南却有一个现成的汽车工厂苦于没有产品生产。

　　当年，的日方负责人来海南考察，看到海南汽车制造厂的冲压设备时，当场就流泪了。“他说终于找到自己的‘孩子’了。”景柱说，福特当时在菲律宾正是跟合作，他没想到在海南找到了这些设备。有此渊源，双方合作水到渠成。

　　“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创立品牌，就是建立民族自信的过程。”景柱说，1989年，他作为海南首批公派生赴日本研修，在日本大家看什么都觉得是好的，“连一次性纸杯都当成宝贝留着”，正是因为中国当时物质匮乏、缺乏品牌，国人出去也没有自信。

　　1999年，财政部以资产划转方式，将海南汽车制造厂国有资产100%划转给一汽集团，并更名为一汽海南汽车有限公司。海南省委则增补景柱为海南省总商会（工商联）副会长，并由海南省委组织部管理他的档案，储备待用。

　　2001年前后，景柱组织几百名老员工成立持股会，四处筹措资金，建成了民营海马汽车公司。2004年，民营海马汽车公司和一汽海南汽车有限公司完全合并，成立混合所有制的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我非常庆幸自己赶上了祖国改革开放40年和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的大好时代。”景柱说，30年来，如果说要致敬某种精神的话，那就是“坚忍”，只有“创新实干、坚忍担当以兴业”。

　　景柱只是当年千千万万“闯海人”中的一个，如今，这些“闯海人”已遍及海南的各行各业，有公务员、企业家、作家、媒体工作者等等，“闯海人”中一部分选择了扎根海南，与宝岛同甘苦、共发展；也有一部分人选择了北上，他们用在海南掘到的第一桶金，在国内的大中城市甚至海外大展拳脚。那段岁月，有苦有泪，欢乐与自由，与痛楚交融。无论是哪一种，他们曾经在海南这片热土上奋斗过，深深烙上了“闯海人”的精神印记。

　　以“放胆发展生产力，开创海南特区建设的新局面”为主题的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发出了海南改革开放的最强音。彼时的海南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开发建设着这片热土

　　“30年前，海南成为我国最年轻的省，但省会城市海口，却没有出租车、没有程控电话，电力还特别紧缺且持续多年，海口仍是半天便可以走完一遭的边陲小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回忆说。

　　一组数据说明当时的海南经济相对落后：人均分配水平只有全国分配水平的83%；85%的商品靠内地调进；17%左右的人口尚未温饱。

　　提起那时的日子，迟福林记忆犹新：“建省初期，海南特别缺电，在大热天，我和20多个同事挤在四五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大家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工作，时常加班加点到深夜两点。”

　　海南岛的政策、体制、社会环境，特别是人们的思想观念，离大特区建设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加上当时的国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且随着全国改革开放、实施沿海发展战略步伐大大加快，海南奋起直追的压力可想而知。

　　1987年12月，36岁的迟福林到海南参与海南筹备建省。“离开北京远赴海南工作，我当时下了很大的决心，完全是奔着事业来的。”迟福林说，直至今日，他一点都不后悔曾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因为“海南从不缺乏与梦想，她时常让我回想起30年前，那段令人热血沸腾、干劲十足的岁月”。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同意把海南岛建设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对外商投资可给予比其他经济特区现行规定更加放宽的政策，经济管理体制也更为灵活。

　　当天，迟福林在北京参加了广东省为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举办的午宴。那天中午，他多喝了几杯，为自己能见证这一历史性事件感到荣幸，为自己能够投身我国最大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和价值感到兴奋。

　　1988年9月1日，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的报告中的很多提法都特别新颖。“例如，报告中提出‘建设大特区就是要实行市场经济，自觉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等。”迟福林告诉记者，当时还没有哪个省的文件正式提出“发展市场经济”，但在这份报告中就提出来了。

　　每一次思想的大解放，都伴随着一次大发展。在那个思想大解放年代，许多“闯海人”在保守与开放、与迷茫中碰撞思想火花，一路向南。“我很幸运地置身其中，共同在大特区见证并书写着传奇。”迟福林说，那时候，意气风发的“闯海人”会因为绿芽冒出土地而喜悦，会因为浪花拍打岩石而欢呼。

　　以“放胆发展生产力，开创海南特区建设的新局面”为主题的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发出了海南改革开放的最强音。今天，重读30年前这份篇幅达1.4万多字的报告，仍能感触到那个年代的脉搏。彼时海南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开发建设这片热土的使命感、责任感跃然于纸上。

　　迟福林的人生价值在不断实现，今年67岁的他仍在为海南乃至中国改革发展鼓与呼。从最初的“特别关税区”到“海南国际旅游岛”，再到如今的“全岛建设自由贸易区”，迟福林参与了海南诸多重大区域发展规划的研究。30年来，海南多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1991年，率先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当时，在深圳上市的10家异地公司中，海南就占了4家，全国法人股交易的10家公司中，海南有5家。

　　2013年2月28日，国务院批准设立海南博鳌乐成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这是我国第一家以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低碳生态社区和国际组织聚集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级开发园区。

　　2017年9月22日，海南创新考核评价体系，实行差别化考核，其中对三分之二的市县取消地区综合生产总值的考核，把生态环境保护列为负面扣分和一票否决事项。

　　拼版照片为西沙永兴岛北京路今昔对比（上图为1991年5月新华社记者姜恩宇摄，下图为2016年2月5日新华社记者杨冠宇摄）。新华社发

　　海南30年的改革发展成就既让迟福林感到振奋，同时也有一些遗憾。“30年来，海南有一些事情没抓住机遇，没有办成，这里面有客观因素的制约，也有主观因素使然。另外，作为一个岛屿型经济体，远离，受区位和腹地等影响，一个同样的政策，放在北京或者上海，其政策效应会比在海南大得多。”迟福林说。

　　2017年，海南GDP总量是1987年的77.9倍，人均GDP是1987年的52.4倍。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海南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另一方面，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后经济发展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不小差距。“这说明海南发展还大有潜力可挖，海南的改革开放还大有文章可为。”迟福林说。

　　迟福林认为，作为岛屿型经济体，不在开放上下功夫，海南很难实现高质量发展。“只要符合中央精神和海南实际，就要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充分发扬特区精神。在新时代，强调特区精神尤为可贵，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很重要。”

　　“海南是岛屿型经济体，开放是海南生存的需要，也是发展的需要。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开放的步伐快、力度大，什么时候海南发展就快；反之亦然。”迟福林说，扩大开放先走一步，既是过去30年海南发展的基本实践，也是海南未来30年发展的一条主线，由此形成海南改革发展的行动路线。

　　海南的发展有挫折有机遇，海南的金融业发展有过辉煌也出现过低谷。它也给予后人启示，就是金融改革和发展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

　　有人说他是“下岗行长”，他却说感恩海南。他叫王一林——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原行长、现任海南省金融发展促进会会长。

　　王一林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当过知青，干过生产队长，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1988年，他举家南迁，来到海南。

　　1988年3月，时任吉林省物价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王一林到北京出差，在街头偶遇一位大学同学。该同学从政府部门辞职“下海”，在海南办起投资公司。

　　此时王一林记忆里的海南，还停留在小学时看过的一部电影。“对于一个在东北黑土地上长大的人来说，美丽的椰风海韵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王一林说。

　　“第一次去海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坐一次飞机。”王一林说，为了心中的美景和人生中第一次飞机之旅，他接受了同学的邀请，开始了首次海南之行。

　　4月初，北方还是一片萧瑟之态，海南却早已阳光明媚满眼春光。首次踏上海南岛，王一林有幸见证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让王一林没想到的是，自己很快就从“看客”成为海南发展的“亲历者”。在海南期间，由于工作关系，王一林认识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韩海京。就在王一林准备离开海南的前一天，韩海京询问他是否愿意调到海南工作。王一林回忆说，自己当时并没有留在海南的打算，便应景留下一句：“来或不来，等我电线年“五一”过后，王一林回单位上班第一天，单位人事处负责人便找到他谈调到海南工作之事。王一林说，自己当时不敢承认，但对方将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的《商调函》拿到他面前时，自己才知道事已成真。“不知是语言沟通不畅，还是别的原因，一个美丽的误会就发生在我身上了。”

　　1988年8月29日，王一林携妻带女再次踏上海南岛。再次打量这片土地，王一林心中已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

　　虽然当时的海口发展落后，外部环境也不尽如人意，但王一林坚信海南未来的发展定会很美好，所以依然意气风发、干劲十足。

　　“来到海南后，我入职中国银行，任海南省分行外汇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中央当时给予了海南很多优惠政策。在外汇方面，在海南开办的所有企业都可以保留现汇，并且企业所得税远低于内地省份，这吸引了大量岛外企业落户海南。”王一林说。

　　1992年，王一林参与了海南外汇调剂中心的筹建。中心成立后，通过电子网络平台进行公开透明交易，开创了中国外汇交易市场的先河，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企业和资金。海南发挥了经济特区“试验田”作用，金融创新非常活跃，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试点都走在全国前列。

　　“1988年到1992年短短几年间，各类信托投资公司多达21家，还有34家城市信用社、3家外资金融机构、3家股份制银行，这些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海口，当时的海口可以用‘银行多过米铺’来形容。”王一林回忆道。

　　但由于当时金融监管滞后，城市信用社管理不规范等原因，金融风险逐渐露出端倪。1995年，国家为了化解城市信用社的金融风险，决定试点组建城市合作银行。

　　1996年3月，王一林受命负责海口城市合作银行筹备工作。“海口城市合作银行组建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清产核资，清产核资过程中，发现各家信用社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资产质量低、股东、违规账外经营、欠缴准备金、备付金不足、高息揽存、违规进行长期投资等问题。”王一林说，1997年5月份，两个城市信用社首先出现支付困难，引发了海口城市信用社的局部危机。最终，海口城市合作银行因种种原因没有完成组建使命，是35个试点城市惟一组建失败的，这让王一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金融风险的“伤痛”。

　　但是，来不及抚平“伤口”，1997年5月，王一林再次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海南发展银行（海发行）副行长，这本应是另一个新的开端，可是谁知，很快王一林又多了一个新称号——“下岗行长”。

　　海发行于1995年8月正式挂牌成立。“海发行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化解信托公司的风险，这也注定海发行是要承受重担的。”王一林说，1998年春节后，部分营业网点甚至出现了支付困难。

　　即便很多人不愿面对，海发行行政关闭的这一天还是来到了。1998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关闭海南发展银行，同时指定中国工商银行托管海发行的债权债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关闭的首家地方银行。随后海南5家城市信用社也被关闭，其他几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也相继淡出人们的视线。

　　关闭海发行，有利于解开银企债务链，为海南化解金融风险迈出了一大步。但对王一林来说，海发行的关闭，这意味着又一次严重的挫折。他回忆，当天他照常去上班，然而办公桌、档案柜，甚至有的门都被贴上白色封条，环顾四周一片狼藉。自然，王一林也成了“下岗行长”，心中一片孤独沮丧。即便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当日，提及海发行，王一林依然眼泛泪光。

　　王一林说，当时自己的内心非常难过，然而更多的是迷茫、反思，经历了繁华又跌至谷底，海南金融到底该何去何从？带着迷惑和思考，王一林开始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静心学习，让王一林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博士论文《转轨时期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研究》也印证着思考的成果。

　　新世纪的第一天太阳升起时，王一林也看到了新曙光。2000年博士毕业后，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王一林重返海南金融界，担任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副行长。经历了时代浪潮的洗礼后，王一林多了些内心的平静和处事的超然。“当时，整个海南岛一下子从盲目发展变得平和起来，重新审视发展的内涵。”王一林告诉记者。

　　1998年至2008年期间，海南金融体系经过海发行的关闭、5家信托租赁的退出，两家政策性银行设立、国有银行股改上市、省农村信用社挂牌改革等一系列重大的举措，逐渐走出了破灭留下的阴霾，金融秩序恢复到正常轨道上运行。到2008年，海南省金融业已经走上了稳健发展的道路，金融业总体运行稳健。

　　历经业内的披沙拣金，王一林说，海南的发展有挫折有机遇，海南的金融业发展有过辉煌也出现过低谷。它也给予后人启示，那就是

　　减少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对海南来讲，会很痛、会出血，不下大的决心确实不容易做到，即便如此，海南还是要痛下决心严控房地产

　　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是中央给海南的一副“好牌”。然而，这副“好牌”却打出了“房地产泡沫”。房地产过度投机和“房地产泡沫”破裂，曾给海南带来沉重的代价。

　　1992年，海南房地产上演了疯狂的一幕。一座总人口不过655.8万的海岛上竟然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平均每300个人一家房地产公司。一个个不可思议的数字诞生，一夜暴富的神线.5%。这一非正常高增长，主要是因为房地产炒作拉动虚增造成的。

　　1993年6月份，中央治理经济过热，银根全面紧缩，一路高歌猛进的海南房地产市场被釜底抽薪。受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影响，海南经济跌入谷底，海南省GDP增长率由1994年的11.9%迅速降至1995年的4.3%。原本GDP增速连续3年都是名列全国第一的海南，变成了连续3年名列全国倒数。

　　当时，海南房地产开发商纷纷逃离或倒闭，不少银行的不良率一度高达60%以上。“天涯、海角、烂尾楼”一时间成为海南的3大景观。直到2007年6月底，海南省处置积压房地产办公室正式结束其使命，海南才彻底甩掉手上的“烂尾楼”。

　　2018年4月13日下午，习总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海南30周岁生日，党中央赋予海南新的使命，给了海南一副更好的“牌”。一时间，海南房地产业“蠢蠢欲动”，加价、超售等违法现象频出。

　　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住房和城市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在2017年底举行的中国人民大学城市与房地产高端论坛上曾提出，

　　。仇保兴说，海南房价顶峰时达到了每平方米7500元，到了1993年就跌了47%，1994年又跌了13%，1995年再跌去了10%，银行坏账突增60%，最好的资产一个晚上就变成最坏的资产。当时的教训，对于当前的房地产市场仍具有参照价值。

　　2018年3月30日，海南就已将房地产调控升级，下发《关于做好稳定房地产市场工作的通知》，规定非本省户籍居民家庭在海南省范围内只能购买一套住房，社保从2年升级为5年，首付比例不得低于70%，取得不动产权证之日起5年内禁止转让。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结束3天后，海南省住建厅火速发布《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稳定房地产市场要求的通知》，措辞严厉，提出明确预警，“防止任何形式的宣传炒作和哄抬房价行为”，并要求，“传达到每一名销售人员，做到全覆盖，不留死角”“对违法违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要依法依规给予最严厉的处罚，直至清出海南市场”。

　　但总有人顶风而上。4月18日晚11时，海口市龙华区观澜湖观园项目连夜开盘，现场人头涌动，抢购火热。当晚，海口市住建局接到线索举报后迅速反应，组织检查组赶赴项目营销现场，及时叫停不规范营销活动。

　　检查组现场约谈项目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负责人，责令有关企业立即整改，并开展现场执法工作，依据现场调查认定的违规销售行为，给予开发企业海南胜虹实业有限公司及中介机构海南中策信德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海南链家旅居产业科技有限公司、海口房网乐居有限公司、海南人家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共计处罚150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4月中旬以来，海南省已密集处罚数十家违规房企和中介。这一次，海南真的不一样了。虽然短期来看，海南经济会受到一定影响。但

　　更重要的是，此举未来将帮助海南摆脱房地产给GDP带来的压力，摆脱财政对房地产的依赖。事实上，为打破“提起海南，就是房地产”的刻板印象，海南一直在努力，构建更加多元、完备的产业体系。沈晓明认为

　　海南经济的出路在于“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海南要大力发展旅游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互联网产业等12个重点产业；另一方面，要大力提高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利用好国际旅游岛的离岛免税政策。为了推进这12个产业发展，海南相继出台《关于提升旅游产业发展质量与水平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房地产业转型发展的意见》《海南省低碳制造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等扶持政策和规划。统筹财政资金扶持12个重点产业发展，清理整合相关领域专项资金111项，涉及金额67.4亿元。

　　海南的发展靠产业也靠理念。“在当前改革开放新的历史关口，习总和党中央赋予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大责任使命。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习总重要讲话和指导意见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总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抓住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破除岛屿省份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发挥全国最大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试验平台作用，为全国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海南省委刘赐贵说。

　　潮平岸阔风帆劲，三十而立又逢春！海南借助新政，开放大门越开越大。《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责任和使命，为海南深化改革开放注入强大动力。经国务院批准，2018年5月1日起，在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免签政策，入境后停留时间延长至30天，进一步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扬帆逐梦新征程。在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而立之年的海南，正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风，以更加饱满坚毅的姿态，击楫争先、破浪前行，继续谱写美丽中国的海南篇章。

　　她是企业家、慈善家，也是一名白血病患者，她是徐亚飞，投身公益，只愿更多的人能有机会战胜病魔。

　　你有一种“西城”的气质，吸引了我。忠诚、担当、首善，你知道你是哪种“西城”气质么？不知道就快来测测吧！

　　于敏、王淦昌、邓稼先……数十位“两弹元勋”曾战斗在核九院，用强大科研实力护佑着祖国的和平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