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候鸟老人”

　　一到冬季，海南三亚街头巷尾都是外地老人，这些老人每年冬季南迁，春夏北归，他们中绝大部分仅在三亚市居住3至5个月，呈典型的候鸟特征，被喻为“候鸟老人”。

　　燕尾服，黑皮鞋，黑领结系在白立领上，黑边绅士礼帽盖住略显稀疏的白发，一小撮被仔细打理过的胡子不动声色地暗示着主人每次出门前对体面的要求。

　　朱成恩，山东济南人，常住河南洛阳，刚过90岁。2015年11月28日，朱成恩独自来到三亚，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过冬。

　　他每天去的海月广场，位于狭长三亚湾的中部，面朝大海，背靠三亚市的老城区。“海月”取自唐人张九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意境颇为悠远，但如今它的冬季却嘈杂而拥挤——每年一过10月，各地老人从内陆逐渐聚拢过来，像大雁南飞，暂留于此。

　　从海月广场往东西延伸，是一条延绵五六百米狭长的海滨长廊，除了每天中午12点到3点太阳最毒辣的3个小时外，其余时间永远被老人填得满满当当。白天成堆的人在那下棋打牌，早晚则跳舞唱歌，当然还有纯粹消磨时间、搬个小板凳吃吃水果聊天解闷的。和广场一路之隔，是一密集而无序的公寓楼，那是他们暂时的家。每天清晨，他们从七拐八弯的巷子里出来，到达广场，待到夜里的最后一支舞曲散落，他们又结伴回去，日子如此往复。

　　对朱成恩而言，三亚就像是一个美丽新世界。“这里没人管我，想怎么跳舞就怎么跳，特别开心。”跳舞对朱成恩而言，是爱好、享受，也是戒不掉的瘾。跳舞也是件高级的事情，它讲究穿戴、规矩、技巧，伴随着异性之间荷尔蒙带来的吸引力。

　　朱成恩年轻时怕老婆，老伴是个裹小脚的传统女人，对男女之间拉拉扯扯的事情，吃醋得厉害，也看得极严。“我出去跳舞，她跟着我。跳一两首曲子，不能靠近，不能一起吃饭。”如今老伴去世15年了，“儿子有病，闺女不在身边，我一直一个人过，但我一点不孤独，我活得很潇洒。”

　　朱成恩初到三亚体验到所有新鲜刺激和身体上的舒坦，对李淑范夫妇和黄毅民来说，是早已习惯的日常。

　　李淑范和黄毅民是邻居，今年都是75岁，都在2002年左右来到三亚。作为最早一批到三亚的“候鸟老人”，她们见证了三亚这十多年和“候鸟老人”之间的爱恨纠缠。

　　黄毅民是小学老师，老伴1998年退休，有严重的冠心病，一月得叫四次急救车。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三亚的广告，“在三亚过春节，又吃海鲜又游泳，老伴喜欢游泳，就过来了。”2001年12月，她和老伴一起到达三亚。她还记得那时三亚，“都看不到汽车，骑摩托车也很少。”

　　2003年，他们索性把哈尔滨的房子卖了，在三亚港门村买了一套房子。一直到2008年老伴生病回哈尔滨就医，这期间他们没有回过东北，冬夏都待在三亚。

　　根据《三亚年鉴》记载，东北人与三亚市的渊源早在1949年就开始了。当时，由60万东北人组成的第四野战军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是解放海南岛的主力，他们成了第一批感受暖冬的东北人。1988年海南建省前后，大量的东北人南下海南，不少人现在成了老年人。

　　2002年李淑范刚来时，港门村只有几栋高楼，李淑范花12万买了一套70平方米有产权的房子，是最早在三亚买房的外地人之一。

　　李淑范退休前是医生，她每年到三亚都自带各种常用药，邻居小病小痛，一来二去都知道有个李阿婆能治。小孩磕磕碰碰的，都找她帮忙。每年她回到北方的时候，邻居都给晒点干鱼、虾，她从北方回来，也拿点木耳、蘑菇给他们。时间久了，这一条街上，大家像亲人一样。

　　黄毅民也在那时享受着“南北融合”“老有所用”的乐趣。1962年高中毕业，她是哈尔滨第一批高级教师。当了半辈子小学教师，黄毅民保留着对孩子独有的热情和爱意，刚到港门村买下房子，就开始管理起左邻右舍的孩子：“我不管家长同不同意，我规定必须得上大学。”

　　大约2009年之后，来三亚过冬的“候鸟老人”数量开始急剧上升，人多了，房价水涨船高。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退休的老人，已经无力承担三亚市飙升的房价。2010年之后的“候鸟”们，大多选择租房。

　　外贸路离海月广场只有一条马路之隔，隐匿在三亚湾路一字排开的气派的旅馆背后。但华丽是表象，得往七拐八弯往巷子里走，才能见到“候鸟老人”们真正的生活样子：一个十多平米的单间，洗手间和厨房共用，水电加起来一个月600多元。房子一共有三层，除了房东一家，分租给五六个房客。

　　房子供不应求。当地人开始想方设法盖高楼。这些建在巷子里的自建房，三四层至层不等，房子之间的最窄处不足几公分，几乎是紧挨着，它们被形象地称为“握手楼”“贴脸楼”，而这是三亚老城区几处“候鸟老人”聚居区的普遍状况。

　　除了个人出租房以外，还有整栋承包出去的老年公寓，房间统一格局，房费包括一日三餐。郎玉玲经营的“聚鑫源”老年公寓就是其中一家。

　　郎玉玲的公寓一共能住70来人，清一色的双标房，每间20平米左右，独立卫生间配坐便器，24小时热水，价格按照通风、采光情况每人每月1500元至2300元不等，包食宿。郎玉玲专门请了东北厨师，在一楼大厅的小黑板上，挂着每日食谱。公寓没有护工，老人生病住院，前前后后的，都是她忙活。除了吃饭睡觉的时间，楼里基本上是空的。

　　孤独和病痛是只身在外的老人最难忍受的。群居在老年公寓里，在某种程度缓解了孤独。他们住在陌生的鸽子笼式的楼里，一日三餐，按点回到公寓拿着餐盘打饭，一起去广场跳舞，打牌唱歌，出门旅游，像是退回到那个生活在集体主义的年代，抱团取暖，享受彼此的陪伴。

　　2014年李淑范被查出乳腺癌，做了手术，正在恢复期。这些年，因为做了这些事，玩了、乐了，她从未在生活上感觉孤单。

　　75岁的黄毅民满头白发，身材瘦削。2010年老伴去世后，黄毅民独居在一间100多平米的房子里。老伴走后，黄毅民成了全楼重点保护对象。“只要在附近溜达，周围邻居，走哪儿都跟着我。怕我摔了，怕我迷糊。”

　　客厅房间的墙上，整齐地贴着二十来张照片，其中两张，是她身着志愿者服装，在三亚湾为老年人服务的“工作照”。“三亚包容了我们，三亚人也对我们好，环境也对我我们好，我们干吗把自己当客人似的。”她从未想过离开三亚，也不知道，如果离开三亚，该去哪儿。

　　“来一个多月，很成功。胳膊不疼了，今天刚量了血压，高压140低压90——原来我低压永远偏低的。明年十有还得来。”顿了顿，他补充道，“可能以后我要年年来，我和好多人都成了朋友。也许明年他们给我打个电话，我就来了。现在在国内锻炼身体，恢复健康了，再到外国去，周游世界。活着得把钱都花完了。”90岁的朱成恩说完，身着燕尾服、戴着绅士帽的他，走路有些佝偻，消失在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