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娘子军》：永远绽放的琼花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每当我听到这首歌，便会勾起童年的回忆。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看英雄题材的电影、听样板戏是我童年最主要的精神生活方式，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寓教于艺的方式。《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国题材的艺术经典，曾一度以报告文学、琼剧、电影、芭蕾舞剧、京剧、小说以及电视连续剧等多种文艺样式呈现。这些文艺样式在创作时间、成稿风格、艺术手法等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但都本着各自所属门类的创作视角和艺术发展规律成功地塑造了一代女性英雄形象。“红色娘子军”以文艺形式作为载体，在历史长河中散发着独有的光芒，并作为一个穿越时空的时代精神符号，至今仍带给我们深刻而丰富的回忆与启示。1931年5月1日，在海南省琼海市万泉河畔一个椰林环抱的小山村，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后人称之为“红色娘子军”。100多位穷苦女孩，其背后蕴藏着海南岛（旧称“琼崖”）更多女性悲惨的命运，为了反抗封建压迫，争取妇女解放，她们勇敢地拿起枪冲上了战场。她们在琼崖特委领导下，与敌人奋战，出色地完成了保卫领导机关、宣传发动群众等任务，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为琼崖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后来，由于主力海南红军在作战中失利，娘子军解散并隐没于民间。红色娘子军的战斗历程虽然不长，但是，作为中国党领导下的一支组织完整、纪律严明、意志坚强、斗争英勇的妇女武装，其产生的影响和历史意义极其深远，其斗争精神的传扬，为后续一个又一个战役取得胜利乃至为新中国的成立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了纪念和弘扬红色娘子军的精神，2000年5月，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琼海市建成，2001年被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曾参加过1950年海南岛渡海作战，并在海南军区部做宣传工作10余年的军旅作家刘文韶，于1956年从一段反映琼崖的历史资料中找到了一段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的文字，这成为他日后创作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历史依据。1957年，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创作完成，并刊载于当年《解放军文艺》第8期上。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的作者刘文韶认为，海南岛是老根据地，在其悠久的历史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女指挥员女英雄是很多的，应当通过文学形象对这个女者群体加以宣传。1959年至1961年，反映这个女者斗争经历的琼剧、电影相继问世。其中，电影《红色娘子军》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谢晋导演，祝希娟、王心刚、陈强等人主演。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主人公吴琼花，是剧本作者笔下的一名反抗封建、反抗阶级压迫的普通女性，电影讲述了她在党的关怀下不断觉醒与成长的感人故事。这个故事的发展主线贯穿了三个不同阶段的三个不同层次：吴琼花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一名我军战士，再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党党员。故事的一开始，吴琼花是处于社会最底层毫无人身自由的女奴，她的父母皆被南霸天致死，这一苦大仇深的身世背景，使得吴琼花成为旧中国受压迫受奴役的广大劳动妇女的典型。加入娘子军成为战士的吴琼花，在一次侦察行动中，遭遇南霸天，琼花难抑心中仇恨。“老爷，尝尝奴才的吧！”琼花急于报一己之仇，擅自刺杀南霸天，虽然一时泄了私愤，却触犯了侦察纪律受到了处分，这也同时表明仅仅成为一名普通战士是远远不够的。在党组织的悉心指导下，吴琼花认真学习并在战争中不断经受考验，她逐渐成熟起来，最终被批准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党党员。电影接近尾声处，党代表洪常青庄重宣布：“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你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电影《红色娘子军》于1962年获得首届“百花奖”四项大奖。剧中的角色被人们津津乐道，其中的主题曲更是随着电影的播映而脍炙人口、广为流传。1963年底，在周恩来总理的倡议和指导下，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邀请相关单位有关人员召开座谈会，确定将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为舞剧。当时，选择《红色娘子军》这样一部已经拥有大范围受众的电影改编为舞剧的做法既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同时又顺应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文化建设之需要。与报告文学和电影通过语言文字和屏幕表演相比，舞蹈更善于将人对客观事物的丰富情感活动通过肢体动作表现出来。用芭蕾舞艺术来展现娘子军的风采，以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更利于抒情。当观众熟悉了电影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后再去欣赏芭蕾舞剧中的叙事，则可以更专注于享受舞蹈语汇的韵律美和抒情美。可以说，电影中吴琼花、洪常青等角色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舞剧的编导们不需要重新设计人物，只需要解决银幕形象向舞台上的舞蹈形象转化这一问题。1964年1月，文化部、中国音协和中国舞协联合召开了“首都音乐舞蹈座谈会”。随即，林默涵牵头组成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班子，聘请李承祥、蒋祖慧、王希贤担任编导，吴祖强、杜鸣心、戴宏威、施万春、王燕樵担任作曲，其音乐创作是在集体讨论和整体的艺术构思之下完成的。同年9月，舞剧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后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受到等党和国家的高度评价。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在观看了欧洲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后，建议大家在学习排演外国芭蕾舞剧的同时，也创作一些题材的剧目。主创人员对古典芭蕾进行了从舞蹈到音乐、从服装到舞美等一系列改革，芭蕾作为一种外来艺术形式，由此开启了中国化的发展历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最根本的艺术追求是让无产阶级英雄、让工农兵成为舞台上的主人，这既是文艺工作者对党的文艺政策的积极回应，又是艺术家们对西方艺术中国化的积极探索。1964年首演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对芭蕾的创新运用是其一大创举，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典型芭蕾动作的变形发展，当Arabesque（一种芭蕾舞姿，独脚站立，手前伸，另一脚一手向后伸，中文称“阿拉倍斯”）被用来表现琼花的反抗和女战士们的战斗意志时，演员高举手臂握拳的动作一改古典芭蕾纤弱的品格，其速度、力度和幅度明显增强，塑造了琼花的鲜明人物形象，使芭蕾动作有“质”的改变。二是对足尖的巧妙使用，作为象征芭蕾仙女的最重要的足尖技巧，该剧中找到了足尖与舞剧内容所要表达的契合点，让足尖贯穿整部舞剧。琼花原本是一个农村丫头，舞蹈中用足尖的力度和向上的身体动势，呈现出琼花和敌人斗争的勇猛。琼花被批准参军时，她从连长手中接过长枪，当足尖立起那一刻，英姿飒爽的舞姿非常传神地塑造出刚健的女者的英雄形象。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还有对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借鉴，如：第一场“琼花逃走”中，琼花足尖弓箭步亮相的精妙编排就是对京剧的借鉴。京剧中演员先是在打击乐伴奏下慢慢地侧身出场，最后在“呛”的时候才正面亮相，舞剧中把这个作为“动”之后的“静”来亮相处理，一下就把琼花这一人物的精气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京剧中的其他技巧动作，如“乌龙绞柱”“吊腰”“扫堂腿”“串翻身”等也都有所运用，编导将京剧动作加入到芭蕾的过程中，视觉上没有突兀感，整体看动作连贯流畅，相得益彰。民族民间舞体现着一个地区和一个族群的人们的审美风格。《红色娘子军》的创作团队成立后，主创人员立即奔赴海南岛，开启了采风、军训和体验生活之旅。编导们不但学习了反映海南劳动人民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的“黎族少女舞”“斗笠舞”“钱铃双刀舞”等民间舞蹈，还把在部队军训过程中学到的军事练操动作排成“练兵舞”，极大地丰富了舞剧中的动作语汇。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创作与舞蹈编排相得益彰，其音乐由“洪常青”“吴琼花”“娘子军”这三个主题贯穿而成。作曲家吴祖强去海南体验生活时，收集了当地的民歌、琼剧音乐等素材用以舞蹈音乐创作。其中，“娘子军主题”采用原电影插曲《娘子军连歌》，这首由梁信作词、黄准作曲的电影歌曲，其旋律作为音乐主题贯穿了芭蕾舞剧的始终。吴琼花音乐主题明快、抒情而富有节律上的力度变化，似乎让人看到了一个心怀悲愤、饱含冤屈的琼花，又看到了一个愤怒反抗、个性倔强又富有斗争精神的琼花，音乐主题中强烈的反抗精神就如同妇女解放的呐喊。舞剧音乐中，众多以优美的海南民歌曲调为素材的乐曲穿插贯穿在全剧始终，如：第四场中的《万泉河水清又清》改编自海南黎族民歌《五指山》，旋律优美、亲切热情，采用了女生合唱的形式，赞颂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鱼水情关系。此外，洪常青的音乐主题坚定、沉着又别具深邃开阔的意蕴；南霸天的音乐主题则更多体现出其人的阴险毒辣。这三个人物的音乐个性在整剧中交织展衍，产生了十分强烈的戏剧效果。该剧音乐的两位主创作曲家吴祖强、杜鸣心都是从苏联学成回国的，其音乐创作遵循了“共性写作”原则，显露出对浪漫乐派、俄罗斯民族乐派作曲技法的借鉴，同时又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由于该剧音乐选用了许多海南民间音乐素材，演奏时也不再用纯西洋乐队编制，而是在乐队中加入了民族打击乐、琵琶、柳琴、大三弦和中阮等民族乐器，既突出了地域特色，又满足了观众对音色的听觉审美需求，完美地体现了芭蕾舞剧音乐的民族性。1967年，该剧被确定为样板戏，在音乐、舞蹈、舞台美术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持续3年多的改动，至1971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20世纪90年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经过复排又重新面世，又一次掀起“红色经典”热潮。这部芭蕾舞剧以其独有的魅力和特有的美感、震撼人心的剧情、宏大叙事的艺术场景、细腻入微的情感表达、富有海南特色的风土人情而再次红遍全中国、传到世界各地，赢得海内外多方好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创演，是对中国乃至世界音乐舞蹈艺术的杰出贡献，它的艺术魅力、创造力、生命力、感染力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红色娘子军》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更是一种铭刻着时代印记的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