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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北漂多艰难,清朝北漂京官没钱吃饭,几十年买不起一套官服

(御史位卑而权重,常居中枢,所以只能靠着朝廷发放的俸禄度日,尤以北漂京官最惨)

康熙八年,监察御史赵璟给康熙皇帝上疏,恳请皇帝给全国公务员们加工资,在条陈里赵璟指出本朝官员俸银,总督每年155两,巡抚130两,知州80两,知县40两,这点工资实在是不够花,别说月光了,连二十天都撑不过去啊!

(七品文官鸂鶒补子,虽为官员,但这点子俸禄根本不够一家人生活,仍然要为衣食住行操劳)

赵璟的这封奏疏,实际上是为京官们说话,何谓京官?顾名思义就是在京城为官者,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或考取功名或者捐纳汇聚京城,隶属中央衙门。咱们把去北京谋生打工的外来人称为“北漂”,所谓“漂”者,漂泊也,从侧面上就能看出外地人士在北京闯荡不易。外官们能够靠搜刮百姓发财,而赵璟这些级别低的京官们官小俸低,有的甚至比北漂人士们过得更惨,我们现代人在大城市居住心疼生活成本,京官们同样难以应付,而且还更麻烦。

孤身一人来到大城市,哪几项最花钱?租房,交通和应酬,这几项不但让我们这些现代人挠破头皮,同样要了京官们的命。

这是为何?因为京官穷,穷到什么程度?我拿一个人举例子您就明白了。

(早年的曾国藩在京城当官时也困窘无比,整整十二年都只能租房)

道光二十八年,中兴名臣之首曾国藩来到北京参加翰林院“散馆考试”(曾国藩在此前已经考中进士,参加散馆考试是根据成绩具体分配官职),这次他考上了二等第十九名,被授予从七品翰林院检讨,正式成为朝廷官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个从湖南乡间走出的青年算是能咸鱼翻身了吧?

(曾国藩年年写欠条,别说周济亲戚了,连自己都差点没养活,光还债就足足用了二十多年)

并没有,老曾苦逼的日子才刚开始,借钱和哭穷将是他在翰林院中生活的主旋律。因为穷再加上脾气大,曾国藩和自己的仆人大吵了一架,在仆人看来你个臭穷京官有什么好显摆的,老子随便去伺候一个大户人家都比跟着你要强,于是仆人卷起铺盖另投他人,把老曾给气的半死。因为穷,曾国藩去看望几个舅舅。“大舅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恻然者久之!通十舅送我谓曰:'外熏(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南五舅送至长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熏媳来京。'余曰:'京城苦,舅勿来。'舅曰:'然,然吾终寻汝任所也。'言已泣下。”

老曾为人最重感情,对亲戚关系十分重视,可在他当京官期间大舅生活如同野人,五舅想来京师跟着曾国藩享享福,结果老曾无奈的回答“京城苦,舅勿来。”已经当官的曾国藩并没有让亲戚们的生活变好,因为老曾自己也过得拮据不已,根本没有余力去资助别人。

(翰林们虽然清贵,但仍然:穷!)

虽说只是从七品的小官,但翰林是国家储备人才。最是清贵无比,每日里都是和皇帝、大学士们打交道,出席朝廷各种典礼,面子上风光无比。但实际上呢,翰林们却经常穷得揭不开锅,按照朝廷的俸禄体系,七品京官的年俸是45两,雍正爷的养廉银这些小京官没资格享受,还是乾隆爷体恤下情,给京官们开双份工资,再加上“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也就是说还有45斛“禄米”,折合下来曾国藩一年的工资也不超过一百三十两。

那么京官一年要花多少钱呢?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中就替皇帝算了一笔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一年三百两白银才能勉强自给,而像曾国藩这样的一年财政赤字最少有二百两......您甭说是赚钱养家了,简直就是贴钱的买卖嘛!

(李慈铭,当京官的历史也是一把辛酸泪,当官竟然穷得揭不开锅!)

实际上满清京官之穷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不少人因为没钱揭不开锅,晚清文人李慈铭就记载自己“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他一个当京官的族弟则因为常年吃不饱导致营养不良,“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最穷的当属刘光第(戊戌六君子之一),这位老兄不但连京城的房子都住不起,只能在北京郊外自己盖了个破房子,家里穷请不起家教,刘光第就自己亲自上阵教孩子,来了客人去就买一点白酒,煮一点芋头招待。老刘十年买不起一套衣服,妻子孩子穿的破破烂烂,一家人和叫花子差不多,刘光第每天还要步行十公里去上班......乖乖,这哪里是官,要饭也没这么惨啊!所以有翰林写诗悲叹自己的困窘生活:“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老师三节两寿的最低标准是贺银二两)。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

(古代的官员们借着三节两寿捞份子钱是常规操作了,为什么?工资不够花,只能捞点外快)

这点工资不够生存,怎么办?要么就眼巴巴的盼望着外官送来的孝敬,要么就只能借,刚到北京城的曾国藩很快就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不得不借了五十两勉强过年,这借贷的口子一开就再也收不住,而后才短短几年借贷数目竟然达到了一千多两!因为缺钱,老曾没钱回家探望父母,“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一则京中欠债将近一千两,归家路费又需数百,甚难措办。”因为缺钱,长期的经济压力让曾国藩做梦都想到的是钱。“昨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还想趁着祖父大寿多收点份子钱。“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明明自诩为圣人子弟,但又可悲的为这五斗米折腰,这说明满清的工资是何等扭曲,把一个遵纪守法的官员生生的往贪污路子上逼。

虽然是没钱,但还得要租房啊!

(北京长沙会馆,作为湖南举子在北京的临时驻地)

老曾为了租房也操碎了心,他在京城十二年可谓是年年为房租发愁。道光二十年参加考试的曾国藩在长沙会馆(各地在京师成立的办事处)住了几天,又花了四千个铜钱租了宣武门外南横街千佛庵。由于住宿环境太差(房间内酷暑难忍,让曾国藩这个湖南人也受不了),曾国藩不得不搬到万顺客店和好友同住,三个月后好友搬走,曾国藩就“挪至达子营关帝庙,与钱嵛仙同年同居”,为什么非要和别人一起住?省钱,老曾现在就是穷光蛋一个,连从湖南上京的盘缠都是凑的,可不得一块钱掰着用呢么!

(棉花胡同,曾国藩在这里的租房史并不愉快)

但到了十一月下旬可就不行了,因为他的父亲要带着媳妇、孩子上京,这一大家子不可能再和别人挤着住吧?于是曾国藩就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到处去看房,足足看了二十多天,好房子租不起,价格能接受的老老小小的又不够用,最后在粉房琉璃街看到一处又干净又便宜的四合院。

老曾还以为天降大运捡了个漏,结果后来才知道有位妇人在房子里吊死殉夫,好家伙,还是栋鬼宅!曾国藩只能再接着找,最后好不容易在棉花六条胡同找了个每月房租八千文的房子(这算是把工资全都给搭里头了),一家人高高兴兴的搬了进去,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一家人轮番生病,曾国藩的朋友告诉他这房子风水不好,于是曾国藩又只能接着找。您看看,就算曾国藩未来要闯下一番大事业,此时的他也像是一个刚出社会的小年轻一样得自己看房,就算辛苦也没办法,谁让您老人家没钱呢?

不但没钱,这一年老曾还欠了不少钱,就道光二十年,曾国藩进京,考试,当官,租房,家人来投,请佣人,吃饭,一年下来“用银八百两,还账三百,用去五百”,一年就用了八百两银子,单单这房租钱就是一年160两,您说说老曾这一百多两银子哪里够?这官是越当越穷,直到1864年,老曾当了二十多年的官后,才终于还清积欠多年的债务.......

(曹振镛,为人平庸无能,但懂事,听话,舍得花钱,所以生前为三朝元老,死后谥文正)

应酬和贿赂也是有必要的,就算是穷,京官们也要舍得花钱去打通关节,晚清名相曹振镛就深有体会:“你要想当官,第一要有内援,贿赂之费,尤其不能小气。态度要极圆滑,遇到事情不可承担责任。凡是均需认真,不可有立功之心,亦不可自以为忠。遇到困难,则取巧规避,最要者,为模棱二字,切勿妄发议论”。

第一点就是要贿赂,贿赂同僚也好,贿赂上官也好,总之要打进这个圈子,您还别把自己当成冰清玉洁的白莲花,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个人情世故,你连人都不会做同僚们自然会远离你,孤立你,甚至排挤你。《平圃遗稿》就记载:京官剧院,习以为常,如果不去参与,不回请,今后就不在被列入到阵营。连这个阵营都不算了,自然也就远离了这个小圈子,那这辈子都注定和升官发财无缘,所以就算京官们再穷,再揭不开锅,同僚拜访,请客吃饭这种形式还得走,而且还不能小气。

除了这些常见的大头花费,更让京官们苦不堪言的是还有一些不得不支出,偏偏又不便宜的费用:官服。

有人可能会奇怪,这官服也要钱嘛?当然要钱,虽说官服属于工作服性质,但同样需要官员们自掏腰包,更要命的是满清官服制度之细堪称历代之最,什么样式,色彩和质料饰物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朝廷要求各级官员官服、顶戴、花翎、朝珠,等级森严,禁止僭越!你是哪个等级就必须按照哪个等级的要求来,不能图便宜,否则都属于大不敬。

(满清官服,这一套置办下来也要花不少钱)

那么官员们要购置多少东西呢?单论官帽,按季节就分为暖帽和凉帽,按功能分为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冠、雨冠,这就得预备着十顶了吧?官服又分为朝服和吉服,按季节分为冬夏两服,按功能分为常服和行服,《清史稿》甚至还做了详细的规定:“每岁春季用凉朝冠及夹朝衣,秋季用暖朝冠及缘皮朝衣。于三、九月内,或初五日,或十五日,或二十五日,酌拟一日。均前一月由礼部奏请,得旨,通行各衙门一体遵照。”也就是说官员是无法决定穿什么衣服,得朝廷统一下命令,让你穿啥就得穿啥。

(王文韶)

那么官员们更换的频率有多快呢?拿晚清军机大臣王文韶举例子。“正月初一日,他入宫朝贺行礼,穿蟒袍补褂;正月十五日,在乾清门站班,穿貂褂;十九日,换染貂冠,白凤毛褂;三十日,换洋灭鼠褂;二月初七日,换银鼠褂;初八日,换银鼠袍;二十五日,换毡冠绒领棉袍;三月十二日,换绒冠夹领湖色衫;十七日,换夹袍褂;二十五日,换单褂;二十七日,换单袍。”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换了十一套衣服,不到九天就要换一次,这还只是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啊,还没算下半年呢!

所以您看光这几十套官服都够这些京官们喝一壶的!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书中提到,自己为官多年积蓄不多,所存的除了书就只有官服。等回去后,这些衣物,就由五兄弟抓阄均分。能把衣服当财产分,可见这官服起码能当财产用,实际上也正是如此,清代的官服光帽子上那根花翎就得要一百两银子!像前文说到的刘光第,他肯定是没钱买,但又不能丢了朝廷体面,这该怎么办呢?于是很多官员就找同僚借,甚至租,惨点儿的官员整整十年都买不起一套衣服,只能一直找同僚租,这一年到头身上没有一件官服是自己的!

如此穷困,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一些京官有机会外放或者是去当主考官,肯定甩开腮帮子狠劲儿贪污啊!自己都穷了这么久了,现在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捞钱的怎么可能错过,所以这也是满清后期贪污腐化严重的原因,都是朝廷逼得啊,把大家都逼成了心理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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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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