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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瑾瑜穿紫色官服,为何韩尚书还对他自称下官?原因很简单

《御赐小仵作》虽然剧情完胜,但不得不承认它还是一部成本比较低的小网剧,在斗茶宴那一集中,萧瑾瑜身着紫色官服被迫赴宴。

即便官员的衣服有点一言难尽,但从他们的身穿的官服颜色还是可以窥见一些东西的。

在斗茶宴的空镜中,我们可以看到,萧瑾瑜的师傅薛汝成和景翊都身着红色官服,韩尚书、景阁老与萧瑾瑜一样身着紫色官服。

那么为什么韩尚书还会对萧瑾瑜自称下官呢?

那是因为官服颜色一样并不能代表他们官阶品级是一样的。

唐代官服,融合了周代的严谨、战国的舒展、汉代的明快和魏晋的飘逸,在此基础上更加华贵。

唐代百官常服承袭前制,为圆领袍服,它的前后襟下缘用一幅整布接成横襕,所以也称圆领襕袍。从《御赐小仵作》中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官服和这个描述几乎是差不多的。

同时,与常服配套,官员还会头戴幞头,脚穿乌皮六合靴,以腰带、鱼(龟)袋等做饰物。

唐代官员分为九品,每品内又分为正、从,所以官员一共为十八个等级。文官自正四品以下,武官自正三品以下,还分为上下阶,事实上,文官的散官有三十个等级,武官散官有三十二等级。

而想要通过服装来判断唐朝官员的品级就得先了解它的两个制度,一个是品色制度,一个是章服制度。因为这篇文章主要是从颜色方面来分辨官服,所以就重点讲讲品色制度。

品色制度,就是根据官员品级的不同,配以不同颜色、质料、纹样的官服,同时腰带饰物也作了规定。

章服制度,就是官员随身佩戴鱼(龟)袋的制度。之前我在《御赐小仵作:舆图、文牒、坊区,种种联系在一起,实在太高能了》这篇文章里也有提过,唐朝官员的身份证叫鱼符,这也是一种身份文牒的象征。

他们还给鱼符配了一个装鱼符的袋子,叫“鱼袋”,只有这两样东西同时在的时候才能承认身份。随身佩戴鱼袋的目的,一是用它作为朝君应见的凭证,二是用来明尊卑、严内外。

唐朝经过多次规范官服制度,至上元元年时,基本奠定了唐代官服的制度基础,标准如下:

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袍官服,配金玉带;四品官员改着深绯色官服,配金带;五品官员改着浅绯色官服,配金带;六品官穿深绿色,配银带;七品官穿浅绿色,配银带;八品官穿深青色,配鍮石带九品官穿浅青色,配鍮石带。后文明元年又将八九品的青色改为碧,因为青布用蓝靛多次浸染所得深青泛红色光,易与紫色相混。

总的来讲,三品以上为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为绯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为绿袍,无鱼袋。

王爷与韩尚书、景阁老都身着紫色朝服,说明他们是三品以上官员,不过韩尚书既然和王爷自称下官,那么王爷的品级应该比韩尚书还有再高一些,而景翊和薛汝成身着深绯色朝服,则是五品以上官员。

另外,高品服还可以“赐”和“借”。

赐紫、赐绯,就是用赏赐以显示恩宠,对于官阶不够的官员也允许他们穿紫色或绯色服饰。赐服通常可长期穿用,直到告老退休。

一开始,赐服的数量十分有限、范围也很小,大多赐予了有大功或王室的人。但到了武周时期,出于排除异己的需要,掀起了举报之风,举报人也因此获得了这样的恩宠。由此,“赐紫”和“赐绯”,在这期间十分盛行。

唐中后期,虽然文宗、宣宗对品色服制进行了更严格的规范,但执行力度不够,甚至出现了地方私自赐紫的现象。

此外,还有“借紫”、“借绯”,即官员的职位低于三品、五品,可特予假借使用三品、五品官服。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比如中央官出使外邦时,但职任满期后,必须缴还,仍恢复旧的官服。

这样的情况在唐前期施行较为正常,但到了中唐以后,战争频繁,政府为酬赏军功,借绯、借紫的人也变得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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