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三亚的不再是东北人而是憋坏的上海人

　　刘妍进入三亚后海村的第一天，就感觉到自己和整个村子格格不入，无论是表情还是肢体，她太紧绷了，有一个坚硬的外壳裹住了她。但第二天，她穿上了花衬衫，扔掉了口罩，融入了人群，她感觉到那一层坚硬的壳，正在慢慢碎掉。

　　刘妍也许是最早决定从上海离开去海南的那批人。恰巧看见了浙江温州可以免费隔离的消息，为了海南的行程万无一失，她赌了一把，决定去温州“洗白”自己，等14天隔离结束，上海便会从她的行程卡上消失。

　　她从5月20日左右开始刷机票信息。那时候上海刚刚经历三区划分，管控有些松动，她抱着手机，每天都在看各地机票的价格。

　　因为是淡季，上海到三亚的机票价格，起初只有六七百元。但上海的出行政策并不明朗，她总是犹豫，想等彻底解封之后再定行程。几乎是突然之间，6月份的机票就显示涨到了两千多元，她的第一反应是，一定是关于“上海6月可以出行”的小道消息已经被人知道了。她没有再犹豫，迅速订下了先到海口的机票，相比三亚，这里更便宜，她只花了710元。

　　6月11日，刘妍由温州抵达海口。当时，海南的酒店一片萧条，入住的时候，她甚至还能在前台跟工作人员讨价还价。很多早些时候到达海南的人，都享受到了淡季的实惠。

　　她入住了海口一家冲浪民宿，每晚的价格是130元到150元，她问了老板，按月的房租只需要1500元。几天后，她去了万宁，发现120平米带泳池的别墅，也只需要100多元一晚。有那么一瞬间，她真的想就这样留下——就算连续住上一个月，也没有她在上海的房租贵。

　　这是上海解封后她的第一趟旅行。对于许多迫不及待想出门的上海人来说，海南是为数不多的愿意敞开怀抱欢迎他们的省份。在社交平台上搜索“上海出发去哪儿可以不用隔离”，最常见的答案是三亚、兰州。

　　6月11日，海南进一步降低防控标准，对于上海来说，除了静安、宝山和普陀被划为一般涉疫区，抵达海南之后需要居家健康检测3天，其他地区都不需要隔离。

　　Sandy就是6月11日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去三亚不用隔离的消息，她当时心里一颤：“这不可能吧，这是假的吧？”她立刻拨打了三亚市12345热线电话，得到的回复跟新闻上说的一样，不需要隔离，只需登机前的核酸和落地之后的三天两检。

　　Sandy很快订了去三亚的机票。那时候，买票还不算难，唯一的问题是不确定性。作为第一批体验不用落地隔离政策的人，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从6月11日订票到13日早上出发，她每天都提心吊胆，因为不知道政策会发生什么变化。直到那天早上睁开眼，看了一眼手机，并没有意外发生，她才舒一口气，迅速收拾行李去机场。

　　出发的那天，机场空空荡荡，安检员完成了她的安检之后，她反复回头张望，前后都不见一个人。她仍然不能确定落地之后会发生什么，早先打过一些酒店的电话，但都表示上海来的不能接待。直到坐上飞机，她都没有订下来酒店，这是过去的出差生涯里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但她顾不了那么多了，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开上海。

　　很快，消息迅速传开，大批上海人开始疯狂涌入海南，海南的旅游淡季硬生生被炒成了旺季。听闻Sandy去了三亚，上海的邻居和朋友们也紧随其后，她所在的酒店也慢慢挤满了人。刚到的时候，每天早上餐厅都只有六七个人。但到她快离开的时候，哪怕去健身房健身，都能碰见讲着一口上海话的小姑娘。

　　时间越往后，相关的信息越多，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落地三亚的全过程，还贴心地交代“要带一支笔”，这样可以减去排队签署保证书的时间。

　　客流量的激增，让买票也变得越来越难。为了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大生意”，吉祥航空在6月25日改换了大飞机波音787执飞上海虹桥-三亚，上海航空也由波音737-800中型机换成了A330大型机。

　　尽管如此，上海到三亚的机票依然“一票难求”。6月29日，上海-三亚的航班出现了价格高峰。携程数据显示，当天南航从上海浦东到三亚的航班，仅剩全价公务舱，售价高达15840元，东航/上航的4趟航班也仅余经济舱全价票，价格为2880元-3160元。

　　机票数量见证着上海人的热情。界面新闻称，6月25日-26日飞赴三亚的机票出票量环比上个周末增加了93%，飞赴海口的机票出票量增加了92%。其中，上海-三亚出票量增幅尤为显著，近1.5倍。

　　第一财经称，6月29日，三亚机场进出港航班298班，旅客吞吐量39306人次。截至目前，三亚机场吞吐量已经恢复到了60%。

　　海南某旅行社一位相关负责人向第一财经表示，进入6月，三亚游客明显增多，但主要以中高端散客为主。她所接触的三亚多家酒店，入住率高达100%，价格也翻了50%左右。

　　博主@宣克炅发布的一则视频显示，到了三亚的上海人，已经要面临没有房间、吃早餐还要排队进餐厅的状况。

　　还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感慨，一到三亚，整个酒店都是上海话，老嗲的咯。三亚再也不被东北人占领了，而是被上海人占领了。

　　上海姑娘张乐萌去海南的行程，原本是去年8月就定下来的。但在出发前，海南突然暴发了疫情。等到海南疫情好转，放开落地政策，她自己又陷入了漫长的封控里。

　　目的地有疫情，和生活的城市有疫情，到底哪一种情况更悲惨？张乐萌觉得应该是后者，毕竟目的地可以更换，而生活的城市里有疫情，就可能被一直困在原地。

　　从3月28日起被封在家里，一直到6月1日解封，张乐萌错过了一整个春天。在封控的两个多月里，她每天埋着头写毕业论文，空闲时间上上网。至于其他的——有什么想吃的餐厅，想玩的地方——她连想都不敢想。她说，人的希望被反复浇灭之后，只会过上一种丧失的生活。

　　解封之后的第一件事，她去见了同在上海但很久没有拥抱过的男朋友。然后，重新规划去海南。由于三亚的机票价格比较高，她最终转换了目的地，改为万宁。

　　张乐萌说，落地万宁后的第一件事，是去吃了一顿火锅。在上海的时候，她根本搞不清堂食政策是什么样的。喜欢的餐厅中午还能堂食，到了晚上就不行了，有几天可以开门，另外几天又不行了，总之是毫无规律可言，只能碰运气。上海解封之后的这段日子里，她每天都在碰运气，站在一家写着只能自提的餐厅门口，给餐厅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是，其实是可以堂食的。后来，她摸清楚了一些规律：商场里的餐厅几乎不能堂食，在街边有独立门头的店面，更有可能找到堂食。

　　还有一次，她想去吃烤串，提前一天给餐厅打电话预订好了位置，到了第二天下午，餐厅打电话来取消了她的预约，又过了一会儿，餐厅的工作人员又说可以堂食了——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任何解释。她和朋友到烤串店之后，服务员偷偷带着她们进到最里面，没有开灯，偌大的连锁店，只有她们三桌客人，偷偷摸摸在里面烤串。所有人都在伪装，餐厅门口被营造出一种不能堂食的假象，吃着饭，也要面临随时逃跑的状况。

　　但万宁不是这样的。到万宁的第一天晚上，她去吃了心心念念的糟粕醋火锅。那是一家大排档，每一张圆桌周围的红色塑料椅上都坐满了人，几乎看不到口罩，人声和火锅一样鼎沸。这一天，她写道：“平淡如水的生活，因为糟粕醋火锅而火热。逃出上海，深吸一口海南自由的空气。”

　　Sandy是在6月初有了离开上海的想法。她是一个自由讲师，原本，她应该出现在各个城市去给人上课，上海的家只是旅馆一般的存在。但封控打乱了所有的一切，十几个城市的课都被取消了，她在家里住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段时间。

　　到了6月，她整个人的忍受力到了极限，上海虽然解封了，但正常的生活并没有恢复，她出门只能看看野地。她跟老公说：“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我们走吧。”她甚至做好了出去要隔离14天的准备，唯一的目的是让行程卡上的上海消失。

　　也许是因为政策刚刚出台，落地三亚的时候，还出了一点小插曲。Sandy和同飞机的人直接被拉到了隔离酒店，酒店的工作人员倒是态度很好，给她们拿来了水，让她们坐下。Sandy跟对方沟通说有新政策，工作人员很为难，表示她目前还没有收到允许不隔离的通知。但是，工作人员付出了特别多的努力，与主管部门沟通了四个小时后，她们最终从隔离酒店走出来了。那一刻，她觉得好兴奋、好感动，“这个时候，还有这么一个城市愿意接纳你”。

　　Sandy来到海南之后，享受到了三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堂食。她和老公去了街边的大排档，老板站在门口使劲吆喝，上菜的时候，服务员还问她们要不要帮忙剥虾。她说，那一刻自己很想哭，“也许没有经历的人不会理解，为什么会被这样的小事感动”。在上海封控的两个月，她最怀念两个声音，一个是“您的外卖到了”，另一个就是全家便利店的进门音乐。

　　Sandy说，在上海的生活好难过，同楼的老太太已经八十岁了，政府好不容易发了物资，各家要从电梯里自己取回去，老人独居，甚至搬不动发的菜。那段时间，家里冰箱只要有一点空隙出来，她就非常不安，“整个市场好像也不是一个市场了，一包菜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再贵你也必须买”。

　　现在，张乐萌坐在万宁的酒店餐厅里，窗户外面是瓦蓝瓦蓝的天，数十种不同的树带来数十种不同的绿色，层层叠叠组合在一起，是她在上海的家中看了两个月的高楼之后，不一样的、让人“十分舒心”的景色。

　　很久没有过这样舒心的时刻了。自由是从前一天下午开始的，她搭乘飞机从上海落地万宁，大街上几乎看不见人戴口罩；街边的小店可以随意进，不会有人提醒你扫场所码；数不清的电动车在马路上抢道，本地的出租车师傅也说，“这路况，得需要技术才能开”。

　　张乐萌起初觉得混乱，很快又反应过来，是在空旷的、安静的、封控时期的马路里待得久了，才一下子不适应这种混乱无章的路况。但这其实才是正常的，美好的。

　　刘妍进入三亚后海村的第一天，就感觉到自己和整个村子格格不入，无论是表情还是肢体，她太紧绷了，有一个坚硬的外壳裹住了她。但第二天，她穿上了花衬衫，扔掉了口罩，融入了人群，她感觉到那一层坚硬的壳，正在慢慢碎掉。

　　每天下午，她都要走十分钟去海边，坐上半个多小时，看一场日落。在这里，她每天会看到三四种颜色的海，强烈的日光让她整个人黑了一号。由于泳衣的系带，她的后背上被晒出一个好看的蝴蝶印记。晚上，民宿老板晚上会骑车载她去沙滩，人们围坐起来，生起火，偷偷买来烟花放。她很久没有跟这么多人一起吃饭、喝酒和聊天了，“像在天堂里的生活”。

　　那几天，恰逢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发生，上海的新闻也常常让人添堵，她放下手机，走到海边，站在那儿，她感觉到，自己就是需要一种非常辽阔的、一望无际的东西来弥补封控带来的伤害。过去的那两个多月，她能去到的最远的地方，是楼上的天台。

　　后海村有很多氛围很好的酒吧，交谈的时候，刘妍遇上很多上海人，第一反应是问上一句：“你是什么时候逃出来的？”那时候，她在后海村遇见的上海人，许多是因为过春节、出差等原因没能回到上海，滞留在了海南。还有一个大叔告诉她：“我已经是原住民了，自从上海变得不好玩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大量的上海人“空降”而来之后，海南正在恢复往日的生机。第一财经报道称，5A景区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疫情之前人流量平均每天高达七八千人。受疫情影响，今年前5个月，景区平均每天的人流量只有三四百人。但是进入6月份，景区里每天的人流量不断增多，这几天人流量最大的时候，一天能有2500多人。三亚文旅集团也表示，目前，该集团旗下几个景区的接待量同比也恢复到7成左右。

　　在疫情前颇受欢迎的免税店中，久违的排队现象，也开始出现了。受此影响，自6月13日到6月29日，中国中免的股票价格上涨幅度超过30%，创下了近4个月新高。

　　但属于个人的美好时光却是短暂的，在海南待了7天后，刘妍坐上了回上海的飞机。她身边几乎全是因为过春节被滞留在海南的上海阿姨们，她们一路上都在讨论上海的防控政策。一回到那样的环境里，刘妍就感到整个人烦躁起来。

　　6月18日晚上9点，刘妍乘坐的返程飞机落地上海虹桥，机场里没有什么旅客，也没有看见地勤人员的影子，所有的灯都没开。因为封控，每一个站都有两三个地铁口关闭了，她拖着行李箱，从虹桥机场走到虹桥火车站，依然没有找到可以进地铁的口，手机也渐渐没电了，她开始崩溃。“从一个那样热闹的地方，突然到了安静的地方，我真是想问自己，回来是为什么，值得吗？”那个晚上，她大哭了一场。

　　回去之后，她就开始习惯每天核酸续命的生活，原本6点下班的她，为了在公司附近的核酸亭做核酸，每天都要加班到七点多，做完核酸再回家。有一个周末，她和朋友约好去做坐轮渡，到门口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的核酸是显示第四天，但从出结果的时间来计算，还差4个小时才到72小时的截止日期。在轮渡门口，她觉得好荒唐，就为了这四个小时的“保质期”，要和工作人员争论半天。

　　海南的日光，让她整个人黑了一个色号，回上海之后，她换了一个颜色更深的粉底液。她常常想起在海南的日子，想起自己是怎么晒黑的，背后那个漂亮的蝴蝶会在照镜子的时候突然被看到，像一个只属于自由世界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