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速如何保6？养老金问题怎么解决？经济新动能有哪些？任泽平、屠光绍、王忠民这么说

2020年，不仅是新“20年代”的开启之年，于中国而言，更是“未来已来”的重要时间节点。

过去一年，中国和世界经济都在不确定性、在跌跌撞撞中前行。全球经济普遍低迷，单边主义、贸易摩擦、大范围负利率等正成为全球“新常态”。国内随着结构性、体制性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增长也已进入下行周期。

2020，这个世界会好吗？2020年，中国如何在深化变革中持续生长？怎样在新格局、新风险中找到新动能？

在日前“腾讯风云演讲暨2019经济年会”上，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中投公司原副董事长屠光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等行业大咖，就上述热点话题给出价值观点。

2019年全球经济面临着不断增加的下行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9年初预测全年世界经济增长3.9%，这个数据在今年10月中旬下调到了3%。这个数据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最低的年份。

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6.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年中国经济增长6.1%，即使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6.1%的增长，中国经济的表现是所有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他也指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期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3.4%，其中最关键的是中美两国的表现。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预期2020年GDP增速会略高于6%，其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外部环境转好，民企民众信心增强，以及全面引入数字化经济。

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长期来看，人均收入提高以后，消费能力提高，服务业占比就应该提高。但短期来看，服务业占比提高过快是制造业增长放慢和衰退的结果。“如果想要保6，特别是在宏观政策中性条件下实现较快的GDP增长，就要想办法避免服务业占比过快上升，想办法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制造业的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样GDP增速才不会下降太快。”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中国经济面临最大、最核心的问题，在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怎样使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高增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是否找到中国经济的新动能以及如何有效释放新动能。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应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如果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潜力巨大，未来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我们的养老金够用吗？社科院此前一份报告中预测，目前结余的5万多亿养老金将会在2035年枯竭。这一观点引发社会广泛探讨和担忧。

每年都要进行减税降费，减税降费后我们又该拿什么支持养老金和其他社会保障？如何让养老金可持续？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为养老金算了一笔账。

王忠民:第三支柱未来应该是工作积累的养老金，是未来退休要用的闭环系统，而不是当下现收现付，现在缴纳的用在了当前养老的人身上。从金融角度的建议，不如把可支配收入中的一定比例延税去做金融投资。

过去个人账户混同到社会统筹账户中使用，未来该怎么使用？过去积累的5万多亿养老金只允许存银行和买国债，或委托其他机构投资，收益率极低。而社保基金把养老的储备性基金投入市场中，过去十九年间的年回报率达到8.2%。个人账户如果委托专业机构投资，给当年的投资回报延税，延税后可以做长期投资，越长期越能战胜短期波动，每一次收益滚存在本金中获得复利回报。

减税降费将带来税基的扩大。5万多亿投入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就会扩大生产要素带动社会经济扩张。如果税收不增长，今天推出的任何政策都将失去持续的逻辑。通过费改税、减税和延税的逻辑，可以实现综合资本的投资回报，提高全社会生产要素效率，得到税收整体增加。

权威部门提供的数据表示，目前政府引导基金规模将近两万亿元，如果按照政府出资30%的话，政府的支出大概有6000亿元，带动的整个基金的规模大概在八万亿元。

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中投公司原副董事长屠光绍:现在的政府引导基金已经逐渐成为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一种重要资源，普遍化、规模化、层次化，涉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这儿反映的更为充分。

为什么要关注政府引导基金的行为？一是政府引导基金投不出去，二是政府引导资金有渗透进产业和地区竞争的趋势，三是政府引导资金成为一些机构的竞争筹码。“这可能引发正效应，也可能引发负效应。“

当前经济环境下，要稳定经济的增长，就要稳定投资。新旧动能转换就要发展新型产业，地区之间为了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就需要有招商引资之间的竞争，各地会更加重视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从长远，从整体来考虑，要引导好政府引导基金本身。

建议：第一，要坚守政府引导基金的投入领域不能泛化，从国际经验来看国际上也有政府引导基金；第二，要规范政府引导基金当中的政府行为，特别是不能进入到企业或者所投基金日常的管理；第三，要健全引导基金的管理制度，它是个政策行为和商业行为的结合，又是政府的属性和企业属性的一个连接。

沈明高梳理美国各经济扩张时期前十大上市公司市值及行业，发现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大市值公司行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这是发达国家的标志；二是行业动态轮动，从早期的汽车、石油，到近期的互联网、零售、金融，很大程度上都很好利用了规模优势。

在他看来，中国未来的潜在优势也在于规模。要实现规模优势，一是要将中国的生产者转化为消费者，二是要以标准化带动规模化的实现。中国是制造业产业链全球最长、最全的国家之一，下一步，要更多以标准化方式拥抱规模红利，超越美国、德国。

刘俏提出四个方面：一是再工业化，产业互联网可能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二是新基建，以及对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大国工业，关键的领域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四是更彻底的改革开放，及更彻底的对市场经济的认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现在我们存在的问题是工业四基（核心基础零部件及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不强，表现在一些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导致一些行业的工业技术落后，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材料的自给率只有四分之一，最典型的是芯片行业，去年进口的芯片达到3100亿美元，超过进口石油的2300亿美元。”

中国会在7年时间里建600万个5G基站，要花1.2到1.5万亿，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很遥远，其实不是，今年就要建15万个，争取18万个，在11个试点城市可以覆盖5G网络，明后两年才是建设高潮。实施“网络强国”战略是推进中国制造强国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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