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父亲节转戴晴《四个父亲2016年2月6日

我的公爹是我在里的时候离世的。他一反中内知识多年养就的克制，在医院对他报了病危之后，提出一定要见我一面。这在任何时候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那时是秦城的“未决犯”。但他以一名濒死的人的，固执地一再请求。这次，居然胜利了——他几乎输了一生，却赢了这最后的一次。怎么回事？要知道，他的职位并不高，也不具种种吓人的“海外关系”，更没有托门子。或许，一种的人类同情心终于战胜了？

当我渐渐长大，学会了观察人生，特别在我已经成了一名作家的时候，我忽然悟出，原来一个凛凛伟丈夫——更不要说还是一位元帅，对妇人和孩子能怀有那样的耐性和醇醇温情。当然，它的，即越是卑琐、的男子，越爱向妇人孩子瞪眼睛。

我的从无做官愿望的这一特质可能就来自他——如果爱憎与判断力也能遗传的话。他是在１９１９年因和陈独秀通信，而后进了这名总办的渔阳里俄语专修馆，并于１９２１年派往苏联，成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一期的“党的”。但是，直到２０年之后接受了那么艰巨与的任务⑵，并且面临早已预料的时，他在也没有任何职务。

不幸那是个，坐久了，不得不出去“方便”一下。就在他刚刚起身出门那一刻，我看见我公公那双藏在一堆毛发当中的眼睛突然亮了，鼻子下边一蓬胡须正当中，也咧出一个笑缝。他仍然没有说话，只欠下身，撩起他的床单，示意我们向下看。我们伏下身，只见铺板下边，一簇簇吊着——糖果、糕饼和香肠。

１９８３年，我写重庆易帜前夕中美合作所的时候，他还健在。那次，他不仅详尽，简直兴致盎然地给我讲述“军统案”中他所经手的细节。到我开始写历史，他已离世。对我说来，最觉后悔的是，与他厮守有年，竟一次也没有就重大历史疑点向他求证。

他是一个业余科学爱好者，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不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对科学怀有如此天真不倦的。四十年代初，在延安那种地方，他曾把他的宝贝女儿牛妞，也就是凌子，交给马海德医生作牛痘实验；到了五十年代，他的爱好又得以升级：我对导弹的最初的认识就来自他的亲口诠释。一天，那时我刚读初中，他请才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夫妇吃饭。客人未到之前，他极为高兴地以几个孩子为对象，讲这马上来的人有多么了不起，是“研究一种能追着飞机飞的的”。要不是凌子的抵制，他恐怕会把家中所有的孩子都送进军事工程学院。但后来我弃工从文，他倒也没说什么。在我跑去告诉他：“我现在乘飞机飞来飞去，住大饭店、出国，都不是因为爸爸的关系，而是我自己挣来的。”他也由衷高兴。当然他也没有见到我的坐牢。他切盼他的孩子们学到哪怕不大，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两手本事；而当他们不是这样的时候，也未见他，只是默默地失望，默默地伤心；最后，没本事的孩子借他的名义“出息”了，他上的责备总是向他的亲情之爱让步。

我的公爹没有理会我的泪水，我觉得他甚至没有看我，但他开口说话了，微弱、断续却非常清晰，清晰到使得拥在他那间病室的每一个人：奶奶、我的丈夫、医生、、医院部门的人、的人、秦城跟来的人，都听见了——

他被接回，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一天天。没有学可教了，想到油田那么好的地质条件，却因出水过早而有２０％的原油“窝”在井里而废掉，实在可惜。他认为这是注水管的出水孔简单地平均分布所致。他列出公式，计算并且绘出了合理的注水孔的分布图。他致信有关部门，没有人理他，更没有人拨给他一口井作实验。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７６年，他在大小胡同的铁匠铺里转，交了一批围着帆布围裙的白铁工师傅朋友。他们按他的给他打造大大小小的采油模型，从此，家里丢满了他的“实验器皿”：洋铁皮盒、洋铁皮管和泡沫塑料块，本已拥挤不堪的公寓套房成了他提高油田出油率的实验场地，家中定量供应的食油成了他的实验材料。

现在我的父亲都已去了。他们可能很英勇、很显赫、很茫然，也可能因为走在那种时刻，而满怀郁愤。所有这些，都已不再重要。他们可能并不确切了然曾为人父而活在，而“为人父”又是一件多么沉重庄严的事。他们不可能知道的是，他们的女儿，小心珍藏深埋着的片片温暖的同时，已然在上接受“审父”的全部哲学涵义。

我远远地望着他，只知他晚年非常寂寞。随着地位增高，他变得越来越伤感，越来越脆弱。在一步步人生的尽头的那几年，似乎是，他漫长生命当中每一个片段，都在他的记忆里活了起来，弹拨起当年壮怀激烈戎马倥偬而来不及体味的一切。到这时候，已经没有人为了“谋”个什么巴巴地去看他了，他终于得以只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的老友，包括我的母亲，终于得以去看他。那场面令人凄然——似乎谁都有话要说，而谁都说不出，只“执手相看泪眼”。他们想到了什么？他们是不是在无声中交流着当年为了“”而轻易地抛下的属于人的可怀恋的一切？就是这时，他颤抖着为我的生父题写了那四个字：“义无反顾”。放下笔，已是泪流满面。

他或许有着难以企及的感情经历，但那结局在看来，也许稍嫌寂寞了一点。这个一生对女性怀着不倦的，也一直为她们所眷爱和景仰的人，在他“辉煌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没有一名爱过他和被他爱过的女子被允许守在“身”边。他的葬礼在举行。他的四任夫人，还有在他五十岁上鳏居以后的３０多年的岁月里，曾比较深入地介入他的生命的三位女性——当时她们七人全——都未能露面。

８９年春，他常年的咳嗽最后诊断为癌。公公一天天消瘦，心情却十分平静。他是个懂医道的人，知道“活下去”本已无望，只为这是我们大家，特别是奶奶的切盼，于是忍着巨大，不但一一尝试种种莫名其妙的新药，还一一向我们解说种种治疗方案。

他和母亲就是在那里遇见的，在那片寒冷荒芜的富庶之地。他是工业部化工局的技术处长兼计划处长；她是该局合成炼油厂副厂长。这可能是我的继父一生最愉快的时间，因为“前线”需要汽油，没有人会在这个当口整他们。那几年，他的从油母页岩中高效采油的得以充分的发挥；他还是当时少有的能与苏联专家直接交谈的主管干部。我的母亲是一个太爱才的人，完全被他的知识和谈吐迷住了。看他实在太邋遢，那样风流的人品，竟睡在光褥子上，母亲把自己心爱的细亚麻布床单亲自为他铺好，算是照拂也算是一种情感传达，没想到再见面时，那床单已被撕成一片片包在脚上了。

那段时间我们玩得真是开心。而那一时期，直到最近反复研摩国史才知道，正是他们一批所谓“元勋”被猜忌，离开了他有着深厚根基的南方，只身北上，以才智最高的盛年，在京都赋闲。“削藩”这套把戏，从史书上看，常令胸怀大志者烦闷暴躁，我却没有见他发过一次脾气。不但不烦不躁，现在回想起来，他竟从不“”——这是几乎每个在政坛上混的人都不得不为之的。他究竟是等待着还是隐忍着，或是以天生的淡泊来对待纷争？总之，他是那么安于被误会，被搁置⑽，直到局势真正需要他：一举擒获“”，推出。

因为从事的工作属超级机密的缘故吧，虽然我们姐弟作为烈士子女由“组织”扶养到十八岁，他的名字和事情绝对不许提。妈妈严格遵守这一，包括她自己在期间被当做“”揪斗的时候，直到１９８０年。一天，她打电话给我：

元帅，我原是遵奉着当时流行的风习，喊过他“叶爸爸”的。但大约在我１０岁的时候，他听烦了：“爸爸就是爸爸，什么叶不叶的。”从此，我也就随着他的亲生孩子一般喊爸爸了。当然，总是在不得不叫的时候，才吞着声音含含糊糊地喊一声。而当我已成年，知道再喊他“爸爸”，不但意味着某种优势，且在优势之余又有了点沾光的嫌疑的时候，我基本就不再喊，而以“委员长”或“副”代之。到了他已经去世一周年，我写悼念文章时，则只呼以“叶伯伯”，虽然我一次也没有这样叫过他。

他生活在他的理论和技术世界里，即使和家里人，好象也没有多少话说。他的伙伴只剩下３岁到６岁的孙辈，１９６８年出生的菟菟成了他寂寞晚年的小友。他把她叫做“鸟儿”，她的牙牙儿语在他听来就是如此，而这对他也就够了。

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的人。据零星得到的材料，他中学读的是学校，有很好的英文底子。从苏联回来之后，俄文已十分流利。在黄埔军校听过他作翻译的人讲了这样一个“可惊”的事实：他一个人在台上，先将鲍罗廷的俄文译成国语，又将国语译成广东官话，然后再照样译过去。据李菊生⑶说，当他自己在马来西亚做时，父亲是当地地下的负责人，想来他是懂马来文的了。据妈妈说，在重庆时，一批海南同志来找他，他与他们一直咕哝着她一个字也听不懂的一种话——想来是海南方言了。最特别的是他与我的外祖父的交往。老先生是清末翰林，的保光绪派，出于联姻名门之固癖而把我的母亲嫁到湖南曾家。无奈母亲那时思想太新，自己逃婚到日本，数年后又携这样一名自己“”上的女婿归省，外祖父的怒气可想而知。但事情后来竟朝着人们预料的发展，这保皇老人不但接纳了他，居然还有一首七律写到他们翁婿间的关系：

最近，我有机会反复揣摩从建党到夺得这３０年间的历史，在重重的烟幕中找寻合乎逻辑的历史印迹。无论对谁，这都不是件轻松活儿，对我尤其如此——因为我的义父混迹其间。我怀着学人绝不应该有的关切与忐忑，在一部又一部的废话间，找寻他有没有如他的同伙那样或踊跃、或无奈地欺上压下、卖友求荣，努力发掘他保住自己的秘密。比方说，１９３５年那封电报，究竟收到过没有（编者注１）；１９４０年，新四军与日军大本营，到底有没有直接联系；１９６６年秋，他焦虑地为到国外购置尼龙避弹衣（编者注２），而转眼间，又因而拍裂了自己的指骨，贯穿其中的，究竟是什么。我发现，他从不，也不出面主持；每有变故，他持的往往是容人、给人方便、放人一条生的态度——但以不开罪为限。他的主调是温和，而这温和，究竟是出自快乐的、喜好美景美食美色的天性，还是因为看了太多的惨烈？他不是个憨人，他非常聪明，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政坛恶浊如此，生逢一连串诡诈矫情的“线斗争”，他只是不做，努力不厕身其间而已⑾。晚年给他的评语是“吕端大事不糊涂”。我体会，这不糊涂的第一要旨，是笃信“只要有这人（毛）在，一切只是自取”。

父亲几乎没有遗物。他们的曾家岩喜幛，是母亲的一位非的女友，千辛万苦保存了几十年，前夕辗转交还给她的。他曾做过生活书店的编辑，生前被他的同志们称为“文章高手”。身后留下的，只有一部译著：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严格地说，我没有叫过他们，没有象别的女孩子一样嘹亮地、全心全意地、带着全部的爱与信赖大声地喊过“爸爸”——对生父可能喊过，但他离开的时候我还不满三岁，从小小的、细嫩的喉咙里呼出的“爸爸”二字，对他说来或许很惬意，但对我说来可能完全是无意义的喃喃儿语。所以，严格地说，我从没有叫过他们。

1921年，傅、、肖劲光等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1924年夏，奉调回国，担任孙中山的的总顾问----苏联代表团团长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翻译，受到宋庆龄的赞赏。1925年两次随国民军东征，广东军阀陈炯明。1926年参加北伐，随鲍罗廷到武昌，与汪精卫、陈独秀接触频繁，不遗余力贯彻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抗战胜利前夕，延安开始给被“”的同志甄别。打的时候就稀里糊涂，甄别的时候清楚得了吗？说：“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自己到前线去做结论吧。是人，一定留在内；是人，让他跑到去，怕什么呀！”他去了东北，紧随在接收地盘的大部队之后。他没有离开，到死都守着他年轻时候的梦——不仅守着梦，还象所有得到了“党的宽大” 的人一样，怀了一腔感激和对未来的憧憬。

⒁最近听到他的老友（现在已是他的亲家）臧福录教授讲他们当年同在石油学院时，他的“职权”：学校是经常开那种烦的动员大会的。他是校领导，当然得坐在台上。对此，我的继父难于。他的解决办法是，常把当教师的臧福录也叫到台上，两人悄声讨论化工热力学。

分到她名下的外婆的首饰细软，她也一样不要。她和我的继父一直在东北工作。１９６０年，妈妈终于回到。我记得第一次造访她的家的情景。那一次，我真是大吃一惊。妈妈不是个讲排场的人，这我早有思想准备。但我万万没有料到，她的家会徒空四壁到如此地步。对、打江山等等，她一定有她自己的理解，与那种出身赤贫，向往“跳到少奶奶的牙床上踩三踩”的泥脚杆子可能完全不同。也许正是这种巨大的共同事业上的成就所衬托的个人的清贫，才会使她得到真正上的满足。那就下去嘛，这回，何苦呢？

他的油田注水方案据说已经用在新油井开发上。他的对《狭义》的辨诘至今没有一个人能看懂。如果这份心血不能当作他的成就，也算是一个因“早年”而失了的人在那场新的、令他颤栗不已的年代里的一个慰藉吧。

1927年（十六年），随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八一”南昌起义后，受党组织派遣回临川，对农民建首领孙牛仔、邓克中等人进行团结教育工作，取得成效，受到贺龙的鼓励。12月赴广东参加张太雷领导的“广州”，失败后转移到。1928年，被广东区委派往新加坡担任南洋临时委员会常委兼宣传部长。先后在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等国建立地委或支部，积极领导海外华人和当地群众开展反对殖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我的继父是一个心思与情感都很深的人。而全世界，包括他最亲近的人，都忽略了他。没想到的是，他的死讯传到安达，竟有那么多多年以前挨过他的骂的学生为他哭。我一次次买了送给他的酒，还一瓶瓶地排在柜子里。每忆及拦住不让他喝的情景，妈妈都唏嘘不已。母亲整理他的手稿，数百页精密的计算之后，赫然出现的是这样一个结尾：

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绯闻，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已近天方夜谭。如果有人嫌千万种言情小说还不够，有兴致再加上几种本，也没有谁得了——哪怕那指名道姓的版本离谱离得厉害。善于写词的推崇他的七律，他自己最钟爱的却是北宋词人辛稼轩。为什么？他没说过，我也没听见谁问过他。有着极高的才具与抱负的辛弃疾四十二岁就已被闲置，一腔郁愤怎么个去处？上失意，人生价值并没有贬低。于是，我们终于知道，写出“醉里挑灯看剑”这种典型军事家豪迈句子的词人，能对一片山、一丛树，对农人的辛劳、孩子的娇憨，有如此细腻的感受，对女性的爱恋也会如此明艳哀伤。他呢？辛稼轩写道：“知我者，二三子”，他不是么？对于居处布置，他没有特别的口味。走到哪里都不变的，只有那帧挂在床前的母亲的像；还有《稼轩词》，永远在手边。

⑺当时他们兄妹还得到一张中央人民的褒状：“省大兴县冯大生、冯大可、冯大申、冯克柔、冯徽之、冯德符、冯士行先生等，秉先人冯公度先生遗志，将所藏古玉、石屏、金文砚等一百四十七件暨所藏图书一万七千六百五十册，捐献人民，化私为公，殊堪嘉尚，特此，此状。”签发人是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周扬、丁西林。

那时，他和妈妈分别关在同一个筒子最头上的和最后一间。牢饭，发霉的杂米和臭了的菜叶，对孕妇也一样。一次，递过碗来，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又指指那饭。妈妈接过去，急急扒了几口，发现碗底下埋着两块肥肉。

在医院部的和方的监押下，我来到他弥留的床边。我握着他那已经瘦得变得差不多透明的手，不再儿媳与公爹间礼数的距离，把它贴到我满是泪水的脸上。我仍旧喊不出“爸爸”二字，只依着我的孩子的辈份叫他：

在重庆遇到妈妈的时候，他已经４０岁，朋友之间有“王老五”之称。他们闪电般地结合，，也就是说，党需要他以名人女婿的身份到北平去住家应酬，搜集情报，恐怕是第一目的。那时候的人，大概将看得很轻。翻看他们留下来的只言片语，我的感觉，在接受这个安排定了的命运的时候，他好象是乐呵呵的。１９４１年元旦，他们在著名的曾家岩５０号行婚礼。在那方辗转保存下来的喜幛上，有一首“新郎自题”，向他美满婚姻的牵线人致谢：

２０年后，当我已经大学毕业，妈妈在偶然之间提起这一节的时候，我不禁黯然神伤。我的无畏献身的父亲，在这里了两个错误：第一，他把他的理想看得太了。他到苏联的时候，那里正是“饿乡”，他显然不是想让他的孩子去享庸福。他把那方土地看成他美丽理想的寄托。然而，他不知道，如果想在一个有党支部、有常委、有局扩大会议这种种鸟事的地方实现平等、、无剥削、无倾轧，要经过多少污泥浊水、殊死⑷。

３．首都第三司令部最初为地质学院派“东方红”的学生朱成昭所领导，叶向真（即凌子，当时丈夫为钢琴家刘诗昆）为首都艺术院校派的头头。首都三司为彭德怀将他从四川押到，由朱成昭等“”，朱等听了彭关于党争、庐山会议的“交代”，转而同情彭德怀，后来“为”。朱同叶向真曾双双外逃，被派人在边境截回。朱从此不知所终，叶在父荫下得以保全。首都三司改由王大宾领导，成为后来的“五大学生” 之一。

喜宴结束了，他们结为夫妻。到了年底，带着婴儿（我）北上赴死。在他们的情感生活里，老实讲，妈妈是很委屈的。父亲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甚至没有心思顾到妻儿。这一切，当然，同为ＣＰ的母亲都以“”的名义谅解了。在他们已经落到日本人手里，已经不可免地面临他们最后的时刻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

“建国”了，象他这种从延安“炼”出来的技术人才，应该是的宝贝了吧？不料他因为太懂技术，又不加掩饰地把他懂得的说了出来，竟得罪了不那么懂技术却很懂的“泥脚杆子”。从５０年代起，到，只要有，他所在的石油系统揪出来斗的，一定是他。到了５０年代末，他已被贬到，贬为一个几乎没有人知道的部属“安达石油学院”，任职副院长。他一点也不觉得有伤自尊心，也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反而一心一意认定非把这所学院办好不可，起码办得如他母校一般，成为全国一流的工科大学。他亲自教授普通物理、高等数学和英语，他认为不称职的教师和不用功的学生，亲手布置图书馆和实验室⒁。就在学校开始有起色，学生们开始爱上他的时候，开始了。和每次一样，他又被当作靶子抛了出来。他在延安整风期间落下的病从没有过彻底治疗，二十几年来一次次犯。这回，当我的弟弟闻讯到安达去接他的时候，他正跪在零下３０°的雪地里，双手和耳朵上冻起血泡，口里喃喃叨念着延安的词。

我感谢毛对我的，尤其是《两论》对我的；我感谢总理对我的鼓舞，我感谢叶帅对我的，并且把我调到了这一科学中心，并且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群众线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工作；邓帅明确指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命题，给了我对这篇论文的正确性以充分信心。——伟大的中国！伟大的老一辈家！先烈！

⑻我在不少怀念文章中读到当干部的父母如何一本正经地他们的子女，心中不禁闷笑：不知这是父母在向孩子作戏，还是写怀念录的孩子向读者作戏。从的口里，我没有听过一句大话。不过，他常常喜欢拿些他觉得或重要、或有趣的文件让我们看。神色之间，似乎是：“对你们，无疑玩儿是正经。但玩儿过之后，不妨翻翻。”

１．中史载，１９３５年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为首的四方面军曾有一封密电，要将为首的一方面军“解决”掉。此电报被交给中央，使一方面军得以逃脱，从而“了和红军”。然而元帅等原四方面军领导人，却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否认有这么一封电报。

他的孩子那时是十多岁的少年，他的学问和为人距他们的理解力太远，他的怪诞却已到了他们的极限。弟妹们不但不和他亲热，反而将他们的爱与依恋转向，不理他、呵斥他。只有我给他买酒，并且坐下来陪他喝一小杯。这时，即便他没有发病，也会大睁着充满血丝的眼睛对我说：“小庆，我一定好好学习马列主义，一定好好，要不然就会象王实味一样去做。”这可能正是我写王实味的最初动因——我想要知道，王实味到底怎么了，能把一个优秀如我的继父的人吓成这样。

后来，她不知道从那里打听到，有人在编一部《烈士传》，于是起念，希望父亲的名字能够列进去。我不知这想头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闻不问来泄她的气。她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决定给父亲的显赫老友写信：，，还有谁谁，希望他们就入《传》这事，为父亲的身份做个证明。信发出去了，她等着，一周、两周，一月、两月……

他独自一人坐在他的的板铺上，头发胡子都很长，看上去就象一名山野。我们被带进去的时候，他只淡淡地点了点头，连我的名字都没有问。三人（我们夫妻外加一名）落座之后，王德嘉开始向他宣讲形势：毛的，山河一片大好，。他静静地听，眼珠都没怎么动。这样大约讲了半个小时，王德嘉回过头对那说：“下边，我们要谈点家里的事，您是不是……”

最后一次，压在饭下边的，不是肉了，而是一张字条。虽然都在狱中，他似乎比妈妈先一步知道日寇的结局，同时也预感到了自己的。他写到了理想，写到了胜利，他还写到了——这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己和家庭，向党提出属于他个人的要求：“请转告组织，把我们的孩子送到苏联学习。”

当然，做星没有什么不好。多少人都想做星，付出毕生的努力，也不过是一方倏乎间即消逝于无际的。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人，一个才智出众，却处处容让；充满温情，又时时克制；有着细腻的感受，内心又十分寂寞的人。更奇怪的是，原想退步抽身，却总被卷进格斗的漩涡中心；常常被认为超乎寻常地沉着机警，还大玩过几次，却是一个对极端厌倦的人。

我还不到５岁即被他收养。他之收留我，我想，一方面当然出于对父亲的友情，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身边正有一个比我稍大一点的女儿，而这女孩的母亲，当时没有、后来也未能和他们父女生活在一起。我，正象那位作家笔下的小海蒂一样，成了３０年后以凌子而蜚声影坛的他的亲生女儿的玩伴。

对我的继父，我是很隔膜的。做小姑娘的时候，曾被他领着玩过，并不知那时他和母亲的关系。待他正式与母亲结为一家，我已是高中女学生。我一直自己去爱他、尊重他，但直到他离世，我们，他的亲生的与非亲生的孩子们，甚至包括我的母亲，对他都并不了解——直到我开始写作，开始细细揣摩他们这一代人，这些抱着纯真的理想，于３０年代投身“”的中国知识人。但他对我的了解显然要早得多——当然是出于只有他那类人才具有的极单纯的判断。他离世前对母亲说：“小庆⑴有一颗金子的心……。”那时我正在千里之外的河南采访，这是在我已经无法回应他的时候，妈妈才告诉我的。

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时，高兴地题辞送给母亲，完全忘记了他是母亲的配偶。对此他丝毫不计较，他读完了全书，随即把他最喜欢的《后记》译成英文送给我。１９８２年，他的小女儿，我的小妹妹，在２４岁上患绝症离世，我们全家陷在悲恸中无以自拔，身为父亲的他却象是淡淡地没有这回事。不过数月后，他突然一句话没有就去了，这时我们才知道他心里的创痛，不会与人分担，只能自己默默承受的创痛。

就心理而言，我不认为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我觉得最的事情之一，就是一个做母亲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人家去寄养。孩子不象，家庭几乎就是他的一切。他还太小，家里得不到的，没有能力到社会上取得。如果有人——哪怕是亲戚和最要好的朋友——把她的孩子寄在我这里，我不能，我对他们能象对我自己的孩子一模一样，一样到连孩子本人都察觉不出来。

到我和凌子长到１０岁左右的时候，他的第四任夫人，在为他生下一女一子之后，又告离异。这时，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共有六个孩子：三名处在最讨人嫌的年龄的少年和三名幼儿（其中一名是他的妹妹经手收下的一个与他完全无关的\love child\）。不难想象，对一个独身男人说来，是一幅多么的情景，而他处之泰然，带着这半打嫡系部队，外加保姆警卫司机正好凑成一个班，唱歌、跳舞、打猎、钓鱼……很难想象哪一个中国家庭如此，到没有一个孩子感到家长的威严：他所暗示的标准过于宽厚，我们事事自己拿主意，没有来自家庭的管束，甚至没有。这宽厚与他所能提供的与给养加在一起，造成了在中国那时候那种酷烈与贫困的大中的一个小天地：无忧无虑，自在⑻。这本是一个正常国家每个未成年得以享受到的的一份，不幸在中国成了。所幸当时与这项相伴的，是五十年代新中国那种心态的和对知识的渴求，而不是如今天这般攫取财富的渴想和机会，我们——起码我和凌子——从而得以有了一副健全的，和只有在健全的下才能有的视与高于一切的内心准则。这就是为什么凌子在１９６６年成为中最先的顶尖人物之一⑼，也是为什么我会在八十年代写出这些“不讨好”的作品，和以后的种种遭际。

待到他认为这项实验已经有了结论，却见不到任何被用到油田去的可能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把“场地”草草掉，开始一页接一页背郑易里的《英汉词典》。词典背完了，还能做什么呢？他又投入一项新的纯理论研究：质疑爱因斯坦的《狭义》。他把他的构想向我解释，其与热切就象是接受一项国家研究项目。从此，家里满是他的计算公式，密密麻麻地写在小学生本上。

我本不愿，或许也不该写我的义父，因为他在历史上名头似乎已被锁定，不但有成摞的、板上钉钉的文件，还有的传记组。有关他的每一个字都要迁就不可的正史，闹得不好，还会撞上不知什么人的实际利益。同样沾不得的是他的一批不但出类拔萃，并且已经动辄左右市场、左右他人的命运的子侄；外加成打的一提起他就要顿足、就要落泪的战友与部下……我想，就算他们对他有着深切的了解——我认为并不大有——可能也只愿他高高悬在天上，做一颗万人仰视的遥远的星。

她等着，没有回音。信不会收不到，她寄的挂号。或许人家太忙？不会——他们不但都已离休，还都保留着自己一应俱全的“办公室”。忘记了？也不大可能。因为，除了老年人其实有更清晰的早年记忆这一一般规律而外，邓妈妈曾于１９７０年末在一瞥间将我认出，她脱口说的是：“和大璋当年一模一样。”

我不知沉浸在这种境界中，人会有什么特别需求。他不断向母亲讨酒喝、讨烟抽，而妈妈也象所有的妻子一样，扣住不给。他于是自己到小铺买，妈妈又扣他的零用钱。他于是以他能得到的一点点钱，买最下等的，身上永远散发出劣烟劣酒的臭气。一次，我四岁女儿发现她屋形小扑满突然之间空了。问到他头上，当外公的开心大笑起来：“哈哈哈，大公公偷了菟菟一房子的钱！”

我们终于知道，那场红色风暴来临的时候，他所受到的惊吓：他逃进爱因斯坦，将学术视作唯一的藏身之所；我们终于知道，延安那一击，给他的戕害之难于复合。的大人物为着自己的交椅而拼就的套语，已经融进他的生命，直到死的一刻。

1930年5月，根据国际东方局的，马来西亚会成立，当选为马共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负责组织、宣传工作，大力培养当地干部，发展党团组织，和胡志明一起，把东南亚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主编和出版了《马来西亚工人》月刊，宣传理论。同时负责建立国际东方局办事处。1931年6月，他以办“洋行”为掩护，负责建立东方局办事处，因，遭英国殖民被引渡回国，先后关押在上海、南京。

⑽当时他最喜欢的一首曲子是《江河水》，是他自己从沈阳带回来的，好象还是老式的７８转的唱片，回来就让我们听。他没有解说，只告诉我们这是一首古庙里保存下来的曲子，用一种不很常见的、叫做“双管”的民间乐器奏出。这曲子他常在他的卧室里放，放到我们不但记住了它的每一个小节，还到了简直不能再听别的乐器演奏这首曲子的地步，包括后来的以四管交响乐队演奏的《东方红》当中的那一段。《江河水》当然后来也成了我最爱的曲子，无论走到多远，一听这曲子，就替中国和中国人流眼泪，并且一直在找最早的版本。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这动因，直到最近听宋飞的演奏，听《江河水》用二胡奏出时，把双管撕心裂肺的哀号弱化，才隐约悟出他深藏在内心的悲凉，悲凉中的，以及强忍之后的镇定。他是广东人，轻俏绵软的广东音乐也听，还能自己以弹风琴的方式用钢琴自伴自唱昆曲“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但这都是在平常的、大家凑趣的场合。真正打动他的，恐怕还是北方那种粗砺荒漠。这或许与他其实不是广东人，而是客家人，有着真正历经千辛万苦、一从北方为自己拼出一条生的祖先有关？

这梦一次一次重复，每次醒来，都心跳不止。父亲是谁？他还在吗？在哪儿？我不知该怎么办。我希望在梦里见到父亲，想知道父亲的确切样子；又怕这梦，怕这梦里永无了结的疑惑和——直到我成年，有了丈夫，知道王德嘉确切睡在我的旁边。这梦魇终于去了，关于父亲的梦魇。如果我有幸遇到弗洛依德的，也许他们会告诉我，这是你对父爱的渴想，获得的渺茫，和一旦得到唯恐失去的。

⑷但戈尔巴乔夫毕竟出现了，虽然已出现在他所期望的４０年之后，所做的还是在修正他的前辈。当代最让我倾心的家就是戈尔巴乔夫，我为他遇到的每一个小挫折心急如焚。在狱中，我唯一一次听新闻而落泪，就是戈尔巴乔夫对顿巴斯矿工说：“我知道，你们，是因为对盼望得太切。”我这样为苏联的成功，除了一般的原因而外，还有一条就是为我的父亲——我不忍他的企盼落空。

抗战爆发后，傅经宋庆龄营救出狱，在、领导下，先后在武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重庆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工作。不久去延安工作，利用休息时间将德事家克劳维茨的名著《战争论》译成中文，送到，获得好评。1941年元旦，他经介绍，由主婚，与在苏联大武官处工作的杨洁（冯大璋）于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结婚。同年6月，受派遣与杨洁到北平筹建秘密，以加强同第三国际的联系。1944年7月23日深夜，正当其助手汪青城在架设天线，准备用高级收音机改装成的机向莫斯科时，埋伏在附近的日本兵，将汪，随后傅与杨洁亦遭。后来，怀孕的杨洁由其父“保外分娩”，逃出，傅则从此下落不明。直到1946年1月，代表参加军调处执行部来到北平，派李克农调查此事，才傅已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帝国主义。

亲友们吟咏玩味之余，一直以为这是马列主义的伟力：我的父亲以主义征服了的岳丈。直到去年，当父亲的传记作者召集家族座谈会广泛征集信息时，我才知道，原来他还懂藏文。外公之所以对他认可，是因为他能直接阅读藏经——老人只认藏，其他所有汉传佛教高僧在他眼里都是野。

他也许以自己的心去掂量一名烈士临终的托付；但他忘了，烈士之被活人想起来，只在那活人觉得需要张扬他的，以使更多的人为他们正享用的事业献身的时候。当然人也许不这么势利，也会有人，包括相当志得意满的人偶尔也念念旧情，但他不应忽略的是，必须立足于不作如是想，才不至受到——当然，在他的愿望被冷冷的时候⑹，人已经死了，已无所谓不；而且，他的孩子虽然未能如他所愿去苏联，也都受到了高等教育；再有，无论从真正的学识人品，还是社会的承认，他的三个没什么幸福童年可言的孩子，除了靠自己一点一滴扎实努力之外没别的出，最后也都不逊于那些有资格去苏联受教育的同龄人。这，想来，可以稍稍慰他于九泉之下了。

他也是１９３６年的大学生，北平中国大学文科。之后，他倾注全力于他所主持的血液研究机构。到了六十年代中，一茬人才已长成，一批重大正呼之欲出。他对他的部属“省约文书籍事”，“宽缓不苛”，“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他不近水；士卒不尽食，他不尝食”。然而，象李广一样，没等他以他的才识而非攀援小技在事业上一搏，竟被闲置，一搁就是２０年。不觉之间，已届大限。他一生中，担当时间最长的职务是“”，虽然直接过问业务，但在一生中，不知用多少时间端正线、开会、主义，最后觉得心灵相通的，竟是汉代李将军。

后来，结束了，大家都开始了正常生活。我不是一个正常生活下的好儿媳。我们拼命赶工作，好象要把十年荒废的岁月抢回来。我不善理财、不知孝敬，不但不能朝昏定省，有时成年累月不登门。公公本是个讲究家规的人，但都原谅，似乎是，只要“孩子肯上进”，又有过“牛棚”那一面，怎样都可以。

最后，在这名鏖战终生的将军已年过花甲的时候，与敌酋单于，本以为可以最后效命国家，不意又为以裙带而高位者别遣，使他最后失去了“居前，先死于阵”的机会。不死于疆场，竟于刀笔之吏么？李将军从容引颈自刎。

妈妈曾很潇洒。１９５０年初，当她被告知傅的孩子均作为烈士子女由国家抚养的时候，她声言自己有工作能力，愿共同承担。后来，在她的动员之下，舅舅们不但献出了外公那所数房聚居的大宅，还将堪称国宝的古玉“召工刀”、“周公发箍”等老人的多年珍藏献给故宫博物院⑺，弄得当时的市副市长徐冰亲自到我们家来致谢。

⑼她那时是首都第三司令部之一，而这批青年是最早和最彻底毛、刘精心营造的禁固的者。没有这个层次上的与，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可惜这个道理和这段历史，至今未见清晰的叙述。（编者注３）

之后，他把我叫去。他很少叫我，除非家里有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好吃的东西。那次，他已经瘦得让人不忍抬眼正视。对我的退党，他什么也没说，只问了一句：“还做过别的吗？”我一一禀告之后，他点点头，依旧什么也没说。

他是１９３６届上海交大的高材生，本已在当时的中央就职，只因一个偶然，他去了延安。那是有一次，他在军用机场等候他所托运的技术物资，左等右等不来，最后被告知因舱位紧张未能启运。而就在这时，他一眼瞥见飞机上正往下卸的达官贵人的保姆和婴儿车。就这么一怒之下，他决定了。而那时似乎只有一个去处——延安。因为英文好，他曾在那山沟里为作翻译，也是中央研究院少数几个又学通了一门俄文的人。斗王实味，不知他是否在场；从已发表的资料看，“坦白”和“抢救”的时候，他已被发到了绥德，就在那里被，是“同一名女青年接过吻”。后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⒀读到这里都不禁莞尔，但他已经吓疯了。在此后的大约４０年，他没有离开过“冬眠灵”。

⑸向来看重，不但以其高低来决定吃穿住包括知情（读文件）的标准，谁当死谁不当死也据此而定。１９２７年３月，瞿秋白为新贵。得知即将血洗上海的消息后，党紧急通知并克服种种困难，将其妻杨之华接到武汉。１９３１年，瞿在大势已去。当中央迁往江西苏区时，他本可留在上海与鲁迅“并肩战斗在文艺战线”，但非要他跟去作一名可有可无的“教育委员”。他曾苦苦请求携妻同往，不获批准。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长征前夕，明知将他留在江西极端，且带着他也不是什么难事（王稼祥、、包括毛一次次怀孕流产的妻子都是乘担架长征的），仍决定他留瑞金。不久即遭。

那时的恐怖与压抑一点也没有减轻。他开口说话了，他拼出最后的一点力气把我叫来就为跟我说这最后的一句话。我感到一种父爱的热潮向我涌来，感受到一个幼弱的女孩子所能得到的全部的爱：可依凭、可信赖、可以毫无地沉浸其中的庄严的父爱。